“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雨生百谷”的节气便与仓颉造字有了关联——
造字者考
在二十四节气中，哪一个节气最能体现中华文字发明传承的浪漫与智慧，那一定是当下的谷雨。据西汉刘安《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雨生百谷”的节气便与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有了关联。
《说文解字》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远，万品以察。”这说明，仓颉所造的汉字源于日月鸟兽之形，是一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2010年，联合国为纪念“中华文字始祖”，将谷雨这一天定为联合国中文日。谷雨之雨水滋润的不仅有百谷，连文化、文明也在此时拔节。
仓颉作书，以教后嗣
将天降谷雨与仓颉造字神奇地联系在一起，可见古人神话式的恢宏叙事。在古时的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故事中，仓颉这一文化符号在集体记忆中相互穿插、交融，建构并不断丰富。
先秦时期《世本·作篇》中记载有“仓颉作书，仓颉造文字”。这首次明确了仓颉作书、造字之说。对于文字的产生，《荀子·解蔽》中道：“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创造文字的人有很多，只有仓颉一人造的字被传承下来。
从造字的功德和实用方面来说，《韩非子·五蠹》中载：“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韩非子认为，仓颉作书是为了方便大众，是大公无私的体现。
对仓颉作书、造字产生的方式，《吕氏春秋·君守》中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注：仓颉生而知书，仿写鸟迹以造文章）。”记载仓颉生而知书，通过辨识鸟迹，创造文字、书写文章。
秦丞相李斯在《仓颉篇》中指出：“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认为仓颉造字是为了教化后嗣，方便人们随时记诵。
在上述文献中，仓颉只是历史记忆中汉字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他的形象是模糊的，其目的不在于对传说的追述与记载，主要在于说理。汉代时，仓颉的形象更为丰富，出现了神异化与实化的双向呈现，这为仓颉传说逐渐丰富并被传播提供了内在动因。这种变化背后，离不开秦汉时期“书同文”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基础。此时，有了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感应现象，这有力地丰富了仓颉文化内涵，增强了仓颉造字的神圣性。
而东汉《论衡·骨相》载：“仓颉四目，为黄帝史。”首次记载了仓颉“重瞳”四目的形象，也明确了仓颉的史官身份。要知道，中国史书上记载有重瞳之人不到十位，除了仓颉，还有舜帝、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君重耳、西楚霸王项羽，以及“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南唐李后主等。
1916年3月，上海哈同花园发出征画启示，征集仓颉画像，康有为、王国维、蒋梅笙等十余位名家担任评委。他们对应征的百余幅画一一评审后，一致认为“满身须毛、阔头宽额、脸上重叠四只眼睛”的仓颉画像最佳，康有为称赞：“想象绝妙、灵气飘逸、劲健神焕、佳为首之。”这幅画的作者是徐悲鸿。从那以后，徐悲鸿拜康有为为师，成为改变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所谓“重瞳”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理状态？在古代神话里，它是神异之人的标记。据说，拥有重瞳之人，不仅五脏六腑都跟常人不同，还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鬼神。有了这一与众不同的眼睛构造，仓颉便可观察鸟兽的足迹，从中获得灵感，进而创造出了神奇的汉字。
在许慎《说文解字·序》中，他将仓颉与神农氏对比记载：“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说明神农氏结绳记事时，因过程繁复而错误百出，仓颉根据鸟兽的脚印来辨别不同事物的异同，创造了早期的文字。
盖观鸟迹以兴思也
那仓颉是怎样创制文字的呢？许慎继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由此可知，“文”与“字”两者有所区别。最原始的象形字叫“文”，后来的形声字叫“字”，“字”由“文”孳生繁衍而来，逐步增多。仓颉不仅“依类象形”创制了象形字，还按照“形声相益”原理创制了形声字，汉字“孳乳”造字规律被发现掌握并发展下去，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创造。
以上诸多说法的传播在当时极广。在沂南北寨汉墓中，墓主人把仓颉的事迹雕刻在墓壁上：左边一人四目，披发长须衣兽皮，坐在一株开着花朵的大树下，下面有榜，题名“仓颉”。仓颉右手持着有柄的末端带柔软物的东西，左手张开五指，正与对面的一人交谈。对面的人也披发，衣着和仓颉一样。此人大概就是古书中和仓颉一起参与造字的沮诵。即使在冰冷的石刻上，古人也不忘把仓颉造字的时间，锚定在“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的谷雨时节。
1972年，临沂吴白庄又出土了仓颉造字汉画像石。此画像石线条疏朗、明快，纵53厘米，横116厘米，画面中刻一大树，树下一鸟衔带，树上二鸟立鸟巢上，左右各一大鸟，画面右刻一四目人，当为造字的“仓颉”，坐于榻上，前面摆放盘、樽等；左边刻一佩剑之人，左手前伸，右手执物。
北寨、吴白庄汉墓画像石作者的想象背后，有着实体的传说，这些说法沿袭数百年。《晋书·卫恒列传》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观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采取了黄帝时期仓颉、沮诵造字说，这两位作书契来取代结绳记事，因观看鸟兽脚印引发兴思，通过文字衍生出六义。
各种文献逐渐明晰了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的影响，仓颉作为汉字文化创造者的身份逐渐得到确立。而历代对“天雨粟，鬼夜哭”的解释说法不一，代表性观点有两个——
其一为东汉学者高诱的“诈伪萌生”说，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人们学会了狡诈和虚伪，并因此放弃耕作。天知人们将会饥饿，便降下粟米雨，而鬼怪怕被人们写文审判，所以夜里哭泣；其二是唐代画家张彦远所持的“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这一观点，认为仓颉造字窥破了天地运行的规律，世间万物因此失去了秘密，故而天地皆生异象。
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的时代，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不甚理解，他们认为存在某种神秘力量在背后默默操控一切，于是神明崇拜便盛行起来，其中也包括对语言和文字的崇拜。纵观中外，语言和文字无不是在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力量，唯有神灵或圣贤才能掌控使用。例如，在古埃及神话中，语言文字就是由神明托特所创。
英雄应该是一个群体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鲁迅先生没有否定仓颉造字，只是把仓颉作为众多造字者中的一个。
顺着鲁迅先生所说，造字的英雄应该是一个群体——仓颉们。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也认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必有一支先民，发明了以图、以符记事的方法，而后随着人口繁衍，人们发明的记录图符也渐趋泛化。文字不应该是某个人的创造发明，而是在某一个时期，由先民中的精英人物，进行了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大整理、大整合、大规范。仓颉在文字创造方面的贡献甚大。”
在更久远的商代之前，文字已经历漫长而充分的发展演变过程。商代前期，文字是最重要的稀有信息资源，且与重要都邑关系密切，被贵族阶层垄断。商代中期，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后，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数千文字的创制，实现了商帝国的伟大复兴。
此后，甲骨文成为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和卜辞形式。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李孝定先生认为，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
事实上，海量甲骨文背后需要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汉字团队：一支精英团队负责研发汉字，原料团队则负责收集龟甲和兽骨，庞大的工匠团队为甲骨进行清洗、打磨和凿孔，还有祭司团队负责占卜，并由专业的刻写匠人把卜辞镌刻在甲骨上。
正是基于以上需求，一个以“仓颉”为首的祭司集团，按照占卜的语义需求，不断创造着新的甲骨文字。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那些祭司的家乡，似乎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陕西、河南和山东。这兴许是仓颉一人却拥有多个墓葬地的原因。目前已知的仓颉墓，大约有十处，遍及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河南有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