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全国两会期间，栾新、陈增敬、孙蓉3位住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各自调研情况，聚焦基础研究相关议题，从不同角度建言献策。

栾新：加快建设海洋领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海洋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从世界海洋科技强国发展经验看，海洋科研机构往往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聚落式布局和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在住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山东省委会主委栾新看来，以支撑海洋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快建设海洋领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于合理布局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促进海洋科技要素积聚，促进深远海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栾新认为，近年来，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与实施，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逐步成为区域性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并在相关区域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实力的海洋科学城。围绕这些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已呈现出海洋科研资源区域性积聚态势，反映出建设海洋领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对此，栾新建议，在海洋领域规划建设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海洋科技资源相对集中区域为依托，以优势突出的海洋科学城为核心，规划建设海洋领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布局在山东半岛、长三角和大湾区地区。”栾新说，以青岛为核心，烟台、威海、潍坊为支点，以海洋科技创新为主题，规划新建山东半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核心，南京、杭州、宁波、无锡、舟山为支点，优化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广州、深圳为“双核”，香港、澳门、珠海为支点，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海洋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能力，打造海洋高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示范区。

在此基础上，栾新认为，要明确海洋领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不同定位，其中山东半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海洋基础研究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深海装备研发所需的水动力平台、海上试验场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我国海洋科学探索和前沿技术开发的中心。

栾新表示，还要强化涉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统筹管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加大对新建涉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并将由其他部委和地方投资建设的战略性科技基础设施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范围。结合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各自特点，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通过规划管理、资助建设和运营补贴等方式，消除沿海各市竞争性开发和重复建设问题。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要联合各涉海部委联合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已有涉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单位开放设施使用权，建立共管公用机制，打造面向全国的科技公共平台。

陈增敬：加强数字经济基础研究

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陈增敬看来，数字经济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实现产业智能化。

智能化依赖于程序化，程序化依赖于模型化。“因此，发展智能化高端产业，第一步需要建立好的产业运行模型。”陈增敬说，为了使这些模型有“智慧”，第二步就需要在优质数据基础上建立高性能的算法和高速度的算力。所谓算力，就是实现算法的速度和能力。陈增敬认为，总的来说，发展智能化高端产业，必须有优质的数据、有效的模型、高性能算法和高速算力。数据，模型、算法和算力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主要基础。这4个方面的协同创新，一定会产生一系列原创性甚至颠覆性成果，而这些成果一旦被产业化和商业化必将会产生新兴产业群。

在实施层面，陈增敬认为需要“三方合作”：企业提供优质的数据和需求；基础科研单位提供有效的模型和智慧的算法；制造业提供快速的计算设备。总之，数字经济需要政府的组织、企业的投入和科研工作者的研发。

陈增敬提出，当前，算力已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和继财力、人力、物力之后又一项关键的竞争力指标，对各国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和世界主要大国都在致力于发展算力产业，旨在抢占算力制高点。2021年，全世界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615EFlops，较上年增长44%，远高于同期一般基建投资增速；2021年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202EFlops，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但也要看到，数据、模型、算法，我们是大而不强。”陈增敬分析，一是企业与科研融合度不高，一方面中小微企业需要大量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原创成果无法快速有效对接中小微企业。企业与科研在不同轨道上运行，双方协调渠道不畅通。二是在法律层面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对原创性成果的保护和使用。

为此，陈增敬建议，在金融、医疗、通讯、信息安全等数据和图形密集型企业开展先行先试，建立国家级科研团队和平台，在人才、资金、管理方式上给予支持；加大原创性引导基金投入的数量、种类和品种，撬动社会资本为原创性成果落地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社会风气。

孙蓉：倡导中医药研究而非研究中医药

基础研究是科技实现自立自强的源头和基石。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高等医学研究院教授孙蓉认为，要把“药瓶子”攥在自己手里，要着力研发一类原研药，不能一直做仿制药。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具有原创性的文明瑰宝，在疑难疾病、慢性病、老年病等诊疗中展现了独特的优势。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至今已有27年，中医药研发包括二次开发水平明显提升， 中成药制造也从现代化走向智能化，但是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阐释，比如中药药性功效的科学表征评价，中医临床疗效高级别证据共识以及中药产品标准等，仍然面临诸多掣肘，因此亟需加强中医药原创基础研究。

对此，孙蓉建议，要加强临床基础研究，用临床证据阐发中医药的关键科学问题。“单纯关在实验室里边是做不出来的，必须源自临床，然后回馈临床。”孙蓉说，“因为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再聪明也想象不到现在能长什么病。所以还是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加强临床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要发挥专家学者和智库作用，做好文献调研，“摸清家底”，以此明确中医药基础研究的方向和核心突破点。

“要倡导中医药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药。”孙蓉表示，中医药研究必须遵循其基本规律，把基石打牢，同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进行系统梳理，确定到底有哪些“卡脖子”问题，强化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这个过程中，要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多渠道、多链条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更多年轻人在基础研究中挑大梁，鼓励中西医协同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比如医工、医理、医文交叉。

孙蓉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厘清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转化研究等学科边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中医药学科分类。“因为只有把分类搞清楚，才能让每一个专业方向都在它正确的轨道上跑起来。”她说，基础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一体化加强学科人才平台建设，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设置科学的考核标准，激发其干事创业的活力；要抓住人才链这个“牛鼻子”，打通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推动“四链”融合创新；要开展精准的产学研合作，确保转化成果能够惠及更多企业，同时产业要反哺基础研究，为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攻主业提供条件，让基础研究真正成为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