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凌轩(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原主编)

1972年5月17日,华岗校长在济南逝世,至今整整50年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新中国无产阶级新型大学——山东大学的掌门人华岗早逝,是山东大学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50年后的今天,山大人忆起此事,仍然心痛不已!

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实属偶然。原来,1948年3月,华岗与何其芳从延安骑马前往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的途中,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成脑出血,经中央批准,他先在上海治疗,待病情有所好转后,想到在上海工委撤退前两个月组织曾决定让他在香港工作一事,便设法携家人秘密乘船前往香港。1949年9月病情基本好转后,华岗一家乘“科隆号”前往上海,准备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因国民党轰炸吴淞口,上海不能靠岸,轮船只好驶往青岛登陆。到青岛后,华岗一边养病,一边等待上级分配工作。

“1950年春经青岛市军管会批准,华岗同志被选为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临时校长。次年3月,山大与华东大学合并,华岗同志由政务院委任为新山大的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前,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任命华岗主持山东大学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打电话询问正在青岛养病的华岗本人的意见,华岗马上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至1955年8月,华岗校长在山东大学主持工作将近六年。

华岗校长虽然在山大主政时间不长,但是,他对山东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却永远彪炳山大史册,令山大人久久不能忘怀。

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与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时候,正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全面大转型的时候。在这个文化大转型中,大学,既有自己被新文化型铸,同时又身负推动国家文化大转型的双重任务。华岗对于建设新型大学、推动国家文化转型的双重历史重任,有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华岗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大学,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旧社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们与新参加教育工作的青年教师们进行思想改造,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人生观。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关键所在,也是设立政治大课的目的所在。

政治大课由刘禹轩、陈硕、向阳三人组成工作组,主讲人是华岗校长,也间有其他校领导讲课。讲课场地在学习馆、文学馆后面的广播站广场。讲课时,工作组三人在讲桌前面担任记录。课后整理成文,由华岗校长过目后,登在《山大生活》报上(后来改为《新山大》报),《山大生活》报名就是华岗校长题的。政治大课还设一位秘书,由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孙思白担任,职责是讲课前发布通知、场地安排与课后收集讨论的意见。

政治大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月到1952年9月,主要讲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与《社会发展史》等,偏重于政治理论、世界观、立场观点方面。第二阶段从1952年到1955年,主要讲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偏重于思想教育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政治课秘书孙思白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听课的人,不仅有本校师生,也有外单位的人结队而来,校园里常常挤满了车辆和人群。开始在小礼堂,后来大多数在文学馆后一个广场上,每次听众总有三四千人,真是极一时之盛……华岗讲课,理论的阐发与现实思想结合得好,再加上他那流畅的口才,确实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所讲的一切,我不敢说无半点失误,但就当时渴望学习的人说,都感到满足,对刚刚迈入新时代的师生的觉悟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岗在职期间,尽力大量延揽优秀人才与著名教授,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第二个黄金时代。华岗校长认为:“著名的大学主要关键是靠有一批学识深厚的著名教授”,这是华岗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观念,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11月就职演说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51年春,山大文史系分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历史系杨向奎向华岗校长“建议聘请顾颉刚、童书业、赵俪生等人任教授,顾因为交通困难以及其他原因没有到校,童、赵两位在开学前都来了。华岗校长还先后请了黄绍湘、黄云眉、吴大琨等人任教授,再加上从齐鲁大学合过来的张维华、莫东寅等人,历史系教授最多时有15人。当时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不但在山大各院系中是最强的,就是在同类院系中也是排在前列的”。笔者1956年8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时,复旦大学历史系还请我系王仲荦教授去讲魏晋南北朝史课,足见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中的地位之高。

当时,中文系“陆、冯、高、萧”四大著名教授中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是一级教授,1947年加盟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是先秦典籍研究权威,1953年加盟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杜甫研究权威。

著名学者、《文史哲》现任主编王学典说:“大学校长最主要的职责当然是延聘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华岗主持校务时的山东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文史两系堪称名士如林,大家济济。其中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冯沅君、殷孟伦、丁山、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黄云眉等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共同托起让后人艳羡的山大文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华岗校长在主政山大不到六年的短短时间里,创造了山东大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华岗创造了山大发展史上一个时代,影响深远。人们一提到山大,就会想起文史见长,这几乎成了山大的一张名片,风行了几十年。华岗校长在主政山大期间,还培育了特色学科,这是他振兴山大、泽被后世的又一杰出贡献。华岗认为“一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规模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华岗校长与两位副校长等一起构建山大发展的蓝图。他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础。”

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后,坚持邀请原山大生物系教授、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童第周辞去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童第周任副校长期间,以自己极高的学术水平与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山东大学招聘、培养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利用自己兼职中科院海洋所的机会,扩大了两单位之间的人员与学术交流,提高了原山东大学海洋生物专业的学术水平,为形成山大的海洋特色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8年10月,山东大学从青岛迁济南后,以原山东大学的海洋生物系、海洋系、水产系为基础,在原山东大学青岛校园建立了山东海洋学院,后发展成为与山东大学同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的中国海洋大学。这是华岗校长大学建设要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杰出贡献。

华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把中国资产阶级旧学术转变为无产阶级新学术有着高度自觉,所以当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授提出创办《文史哲》的建议后,华岗校长当即就批准了。

杨向奎先生从自身的经历中深知学术刊物对培养人才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参与顾颉刚主编的著名刊物《禹贡》的工作,并在上面发表论文,因而成名。杨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给笔者说:“编辑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对于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直接的贡献。编辑是伯乐,千里马有待于他们的培养和发现。”他还说:“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与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养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文史哲》创刊后,华岗任《文史哲》杂志社社长。“每期文章他都亲自审定,通读一遍。每次开常务编委会前,都听取我们对稿件初审的汇报,同时也对送审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赶上出版时间,他往往连夜突击改稿。”他通过《文史哲》的工作,鼓励老教授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联系自己的学术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均为一级教授的冯沅君、陆侃如夫妇,“从1955年开始,对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修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题目在《文史哲》上连载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稿,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国杜甫研究权威萧涤非教授的名著《杜甫研究》也在《文史哲》1955年第4—7期连载4期,《文史哲》1957年第5期发表萧涤非教授的《〈杜甫研究〉下卷引言》,《杜甫研究》被称为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华岗还非常重视《文史哲》对学术界年轻人才的培养,他“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出现一个新作者。他不仅亲自动手给一些不熟悉马列主义的老专家出主意、改文章,而且积极鼓励青年人写作。”“尽量使每一期刊物出现一个新作者”,这对《文史哲》的编辑来说,等于说每一期都发现一个新人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华岗校长重视培养学术新秀、支持小人物的教导,《文史哲》创刊以来的历代编辑们牢记在心,并且形成《文史哲》一以贯之的一个传统。正是因为《文史哲》始终不忘老校长支持小人物的教导,创刊初期,从《文史哲》走出来老一辈的一流学者李泽厚、庞朴、汤志钧、李希凡等。后来,又走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名流。2021年第一期《文史哲》扉页,新时期全新的编委名单亮相,其中不乏近三四十年来从《文史哲》走出来的学界新秀。

《文史哲》1980年第1期发表了我任责编的河南大学历史系李振宏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与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商榷。后来,我看到他出版的专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后记》,才知道他发表这篇处女作的时候,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文史哲》1986年第4期,又发表了他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而且安排在首篇。我还将他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的论点摘要投给《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如今,李振宏先生俨然名流大家,名列《文史哲》编委金榜。可是,我至今仍未与他谋面。

《文史哲》创刊后,组织了中国古史分期与《红楼梦》评价的全国性大讨论,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科学的繁荣发展。把山东大学历史系与中文系推到全国人文学术的中心与学术前沿,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学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这样评价《文史哲》的创刊:“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多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