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遭遇巨大的人生挫折，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他踌躇满志，即便身处逆境也为楚国百姓的艰难处境而担忧和哭泣；他果敢坚毅，即便不被权贵赏识也坚决抗争到最后。他就是屈原，是追风少年亦是坚定的求道者。
孙奇，山东大学文学院高级讲师。多年讲授《唐诗导读》《杜诗精读》《红楼梦导读》《中国审美文化史》等课程。近日，孙奇做客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就屈原与楚辞作出精彩阐释——
不有《九歌》，岂见《离骚》？
相传屈原死于农历五月初，楚人痛惜其死，曾划船去救他，并以粽子投入江中去祭奠。这就是后来端午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来源。一个民族自发地去纪念一个诗人，并由此形成一个民俗，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楚辞，即楚人之歌。战国时代楚地流行的诗体被称为“楚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楚文化特征，情感热烈，充满幻想。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及汉人模拟的作品，汇为一集，称为《楚辞》。屈原是其中的代表作家，因其作《离骚》，后人又称“楚辞”为“骚体”。《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屈原对其进行了重新创作。
我在阅读屈原作品时，对马车的印象最深。《离骚》的结尾描写了一个场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的马车停留在半空中不再前进，那一刻仿佛时间都悬置起来了。此刻他正在天地之间进行求索，当行进的马车抵达了故乡的上空，屈原选择停下不再往前行走，仆夫、马儿望向故乡，也深感悲伤。文字在此刻戛然而止，这种意境是非常震撼的，每一次我读到这一部分，都会感到非常忧伤。
《九歌》中也能看到许多有关“马车”的意象。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而我认为：“不有《九歌》，岂见《离骚》？”《九歌》是青年时期的屈原创作的，从中可以看出奇异浪漫的楚国文化和青年屈原的潇洒风姿，《九歌》表达的是一种韵味的美、感情丰富的美、风格多样的美、空灵的美、侧面的美。而《离骚》代表的是晚年屈原意志坚定的美、思想深刻的美、充实的美和综合的美，二者分别指向的是青春和晚年两种不同的风格。
因为气候潮热，中国南方水乡香草遍地，香草在宗教祭典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形成了一种“香草崇拜”，这一意象在诗文中变成了人物性格的延伸，是一种换喻的表达方式。《九歌》中的祭奠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在祭品与摆设中，植物占了重要位置。譬如《东皇太一》中有“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讲的是祭肉用熏草包着，用兰草垫着。
《九歌》体现了多种风格美，雄奇瑰丽、绚丽璀璨、灵动飞跃、深情绵遨、庄严神圣、慷慨悲壮，它记录下了屈原的生活环境，代表了屈原的不同精神侧面。而屈原身上本身就有一种悲剧美，这种悲剧美特别体现在他晚年时期，随着楚国战争愈发频繁，战役中死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屈原作诗以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我们可以想见，李清照所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是受此启发。
诗人梁宗岱有一段话，“《九歌》它们本身就是一座幽林，或骤然降临在这幽林的春天——一座热带的幽林里的春天，蓬勃，蓊郁，明媚。而当我们在那里留连的时候，诗人热烘烘的灵魂底温情和惆怅，低徊和幽思，从每句婉丽的诗透出来直沁我们肺腑，像一缕从不知方向的林花透出来的朦胧清冽的温馨一样。这是因为在《九歌》里流动着的正是一个朦胧的青春的梦；一个对于真挚，光明，芳菲，或忠勇的憧憬；一个在美丽和崇高底天空一空倚傍的飞翔。这里面没有思想（这迟早总要来的）；没有经验（所以把它们看作放逐后的作品显得那么牵强）：一切都是最贞洁的性灵；都是挚爱，怅望，太息，和激昂——就是悲哀，也只是轻烟似的，青春的悲哀。而诗人为自己创造的诗体，一种温婉，隽逸，秀劲的诗体，又适足以把他灵魂里这些最微妙最深秘的震荡恰如其分地度给我们。”所以说《九歌》里流淌着屈原的灵魂，呈现出了他灵魂中最微妙最神秘的震荡，透过《九歌》，我们看到了追风少年的多情侧面。
屈原之死，是殉国也是殉道
屈原一生求道，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他自沉汨罗江。
屈原之死，是殉国，也是殉道。所以，《离骚》是一篇明志诗，骨子里是屈原的自我对话，表现手法极具戏剧性，仿佛在与古代先贤（重华）对话，与巫者（灵氛、巫咸）对话，开始了一场上天叩阖、下地求女活动。这其实是屈原求索理想的表现，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现状迫使屈原最终决定以死明志。
有学者提到评价一流文学的三大标准：词句之美，隐喻之深，人性之深。这三点《离骚》都完美地实现了，并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特别是《离骚》在艺术上采取“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既酣畅淋漓，又曲折深婉地表现屈原的芬芳悱恻。屈原的一生芬芳透了，也伤心透了。即便如此，屈原是以血书者，用极具浪漫的辞藻表现悃悃款款的赤诚之心。
屈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豪杰，傲然于天地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故国的爱恋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贞耿介迥异于常人。身处乱世，忧国忧民，屈原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摆在他面前的是三条路：与党人同流合污；离开楚国，远走高飞；毫不妥协，斗争到底。屈原毅然选择第三条路，然而愿死并不等于向命运屈服，相反这能使他同命运作更强烈的斗争。
屈原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强烈反对，预料到自己愚侠式的斗争注定会失败。这听上去似乎带有嘲讽性，然而嘲讽乃是悲剧的重要成分。屈原认识到斗争注定失败的现实使他的遭遇极具悲剧性，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是时代的悲哀。
“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峻洁的人格精神对后世的感召性强烈而真挚，他“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道德境界，表现出中国文人的良知、勇敢和骨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情结，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异曲同工，正是这种大爱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关怀国家大事的基本品格。
屈原的诗歌艺术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又称“楚辞”为“骚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常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骚”即楚辞。南齐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曾用“莫不同祖风骚”一句，概括了汉魏以来的诗歌渊源。刘勰在《文心雕龙》赞“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也认为《离骚》“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可见，楚辞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屈原的一生对当代人思想具有永恒的感染，他不仅让后人“爱其文化并为其所化”，还能用其赤诚的精神、求道的热情、巨大的创造力激励我们上下求索并且将这种追风少年丰富的情感、求道者坚定的意志、优美的情操、探索的勇气用到我们生活中，使生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