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情怀，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对中国学术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深刻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本土化(中国化)的转型，以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报记者专访王学典常委，从学术转型视角探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记者：您探索70年来学术转型的背景是什么？

王学典：“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一主张所隐含的命题是，历史研究不是服务于“过去”，而是从属于“当下”。我梳理70年来的学术转型，是为了推动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转型。中国有5000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中国历史好比是一辆有轨电车，有自身的轨道，不可能完全并轨到西方的轨道上去。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但是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我们无法用任何一家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背景之下，各个学科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记者：学术的发展总是由时代所推动，能否从学术史的角度解读一下？

王学典：学术永远是现实关怀的副产品，呈现了人们现实思考的一个特殊形式。学术离不开时代，任何学术都是由时代塑造的，游离了时代和生活的学术究竟有多少价值是值得深思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些最重要的、有关学术全局的问题全部都是时代出题、学者作文。

从史学学术史上看，有大量事例说明这一点，比如“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编纂，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如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

从更加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来看也是如此。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巨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而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始，正在经历着、进行着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或主流。

记者：对于学术本土化（中国化）转型的思考，是基于哪些层面？

王学典：不久前，我发表了《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一文，我认为，学术本土化（中国化）的实质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实际上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均已发生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不仅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水岭。从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新时代，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学术本土化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使命，它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关系。我在文章中说道：学术本土化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使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知识短缺”的尴尬。同时，学术本土化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其关键是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换言之，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这座宝库。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属性，蕴藏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是连接中国式现代文明的脐带。

记者：学术本土化转型的关键要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联，这是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点？您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当前研究的状况如何，有怎样的发展潜力？

王学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他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启发，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创新的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现代学术属性。这样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

当前，将社会科学方法与传统文化研究相结合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如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用政治学理念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阐释成“贤能政治”的概念，但是，成果还很有限，未来还需要学者们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形成更多成果。

记者：当代中国正发生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学术本土化思维下，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王学典：前面谈到学术本土化的背景，是西方的理论已无法解释中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飞速发展所积累的案例、数据、经验等已经极为丰富，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界还没有从中充分提炼升华出相应的理论，学术本土化发展，就是要出概念、出思想、出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中国中国化”，改变100多年来一直“把中国西方化”这种趋势。我们必须构筑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使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记者：对于学者来说，如何面对脚下这片大地，如何迎接学术转型，真正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王学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与时代同步伐。我们要深入时代，为时代画像，为时代讴歌。这意味着，学术研究绝不能深居象牙塔中，远离时代和生活。哲学社会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学术与时代的关系，走出象牙塔，投身新时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怀天下之大德，自觉跳出个人的小悲欢。一个学者是否拥有大境界、大追求、大抱负、大关怀、大目标，决定着他做的学问的大小。学术不仅关乎知识的生产和发现，更关乎信仰和价值的维系。从这一点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重要使命，要引领风尚、凝聚力量。

这里我想说说费孝通先生，他为我们树立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范。在《乡土中国》里，他用原创的学术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有力回答了中西社会的差异问题。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应该总结、梳理以费孝通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贤学人有关中国化问题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真正去深入村社、企业、田野，了解基层的干部群众，了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源于老百姓生命体验的真知灼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圣贤哲思结合起来，真正将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