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作为婚俗文化的一部分，既面临着突破理性的虚高礼金的困扰，也催生出“反彩礼”的新婚姻形式——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刘杨虹云

日前，湖南卫视《中国婚礼》节目热播，#岳父向女婿要80元彩礼#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视频里，岳父认为年轻人能把婚姻经营到80分就很厉害了，所以这80块钱代表对女儿女婿有“80分”的希望。对此，有的观众吐槽：这样的剧本现实中太少，以“低彩礼”“零彩礼”来论短长，武断而刻意；有的网友则很感动，认为即便是综艺效果，也在用力把婚俗变得更加温情，探讨了婚姻本来的意义……

当下，一提彩礼似乎就与“拜金”“势利”挂了钩，彩礼甚至成了讨老婆难的症结之一。其实，彩礼作为婚俗文化的一部分，重的还是“礼”与“诚”。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承袭的文化就有了错乱、跑偏成陋习的风险。

承袭而来的“礼”

90后济南姑娘徐小雨（化名）和爱人打算在今年的5月20日订婚。小两口一直忙着准备双方家长见面结亲的事宜，“彩礼到底拿多少”便是不可避免的话题。他们打听过不少亲友，有的说31800元，寓意三家一起发；有的说100001元，寓意十万里挑一，还有的说根本就没这讲究……“这让我们有些纠结。但纠结的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怎样让双方家长都体面满意、不会尴尬。”徐小雨说。

村里的讲究更多。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生活的肖爱华对记者说，当地每个乡镇的彩礼风俗都不一样，有的一两万元足矣，有的则到了十几万元。她老家见面礼是60000元，结婚要80000元，其间男方还要去女方家好多趟，每次都要买很多东西，一般是“四四、六六、八八、十十”。“四四”意思就是四只鸡、四条鱼、四个猪肘、四条烟。“就是为了显心诚，让喜事更风光，两亲家以后好好处。”肖爱华说。

中国的婚嫁习俗从产生到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严格而又复杂的流程其实体现了人们对于婚姻关系的谨慎认真，也给婚姻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仪式感。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教师王晓燕告诉记者，从《仪礼·士昏礼》可知，士人娶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环节，称为“六礼”。先秦时代记述，前面五礼都是男方携带礼物到女方的父庙举行，纳徵的礼物相当于聘礼，是“玄色和纁色的帛共五匹，鹿皮两张”，也都是当时不易得到的物资。后来，“六礼”被简化为纳采、纳币和亲迎，彩礼被作为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下来。当然，除了男方家给聘礼，女方也需要回礼。《诗经·国风》中“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描写的就是女子带着嫁妆出嫁的情形，“十里红妆”也用以比喻旧时大户人家所陪送嫁妆的丰厚和女子出嫁时的壮观场景。

“与古代相比，现代两性的婚恋方式、婚姻仪礼都发生了很多形式上的变化，但其庄重、互敬互爱、结两姓之好的人伦内涵本质并没有改变。其中更饱含双方父母对新人的期许，也展示了夫妻双方的美好约定——今后要相携共同面对人生风雨，彼此持久付出真诚与真心。”王晓燕说。

突破理性的“礼”

“礼”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改变。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有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冲撞。因为地缘文化、经济境况的不同，彩礼在各地无法统一标准。各式“全国彩礼地图”悄然形成，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流传于网络。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显示，山东省结过婚的人中送或收过彩礼的比例达到了86.6%。全国平均的彩礼金额为69000元，福建省、黑龙江省和浙江省的数据都远超全国的平均值。而另一张网红地图则显示，河北、安徽等地的彩礼金额都在150000元至200000元之间，江苏、浙江、福建三地的彩礼金额在200000元至300000元之间，而彩礼金额最为夸张的江西省竟达到了380000元……不禁让人感叹现在婚姻的“代价”竟变得如此之高。

虚高的彩礼，成了一些家庭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网络上类似“男子拿不出500000元彩礼女友被家人拖走”的新闻也并不少见。近几年，农村彩礼数额有的着实巨大，婚前产生纠纷因彩礼返还问题而对簿公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020年，商河县张某与李某经人介绍订立婚约。按农村风俗习惯，张某共支付李某彩礼约80000元。后双方因性格不合产生矛盾，最终不欢而散，张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返还彩礼。双方僵持不下，情绪都很激动，法官根据农村风俗习惯与法律规定，开展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今天的婚姻制度里，彩礼并不具备相似的制度价值、礼仪价值，反而凸显的是财物本身的意义。彩礼结下的情‘结’，法是解开了，但破镜终究难重圆，还是令人唏嘘。”商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陈宜森说。

彩礼，原本是为了传达双方心意和图个好彩头，为什么逐渐变味儿了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多导致了婚姻成本的增加，在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彩礼自然就从之前的自行车、手表演化为现在的房与车。”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这是彩礼金额水涨船高现象背后的一个经济逻辑。“此外，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也是客观因素之一，‘男多女少’的状况使得结婚机会减少，从而提高了男性的婚姻经济成本。”他说。

一些媒体平台传播的内容会对人们的婚恋观产生影响，2010年在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有女嘉宾曾说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样的话，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也难免会对一部分人的婚恋价值观念产生不良导向。近几年，一些主播还利用短视频等传播形式对彩礼文化进行渲染，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彩礼金额和订婚场面，对受众产生了精神刺激。

心理因素也是导致天价彩礼出现的重要原因。“也许彩礼金额可以给人带来婚恋上的安全感，可以体现出男方家庭对于女方的重视程度，但一味追求高额彩礼的背后体现出了从众攀比的社会心理，很多家庭不惜贷款也要给出大额彩礼，最终负债累累，给家里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聪颖表示。

新形式的“反彩礼”

在2020年最新颁布的《民法典》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22年1月，国家相关部门也明确，将继续做好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加强整治“漫天彩礼”等不正之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卢天锡表示：“彩礼金额逐年走高，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更为突出。高价彩礼不仅物化了婚姻，给双方家庭带来许多困扰，也让农村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治理力度，让彩礼的意义回归于‘礼’。”

警惕彩礼成为文化枷锁。枷锁怎么破？“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文明新风，可以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村规民约，同时也可以成立红白理事会等组织来推动村规民约的执行，实现村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从而有效规范收受高额彩礼的行为，形成‘以不收高价彩礼为荣’的思想观念。”王忠武说。

如今，还产生了一些“反彩礼”的新婚姻形式，如江浙地区兴起的“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在当地俗称为“不嫁不娶”，即“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也不是娶媳妇”。男方和女方家庭都不必给付彩礼和嫁妆，且双方在婚后也不会完全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通常在两方家庭轮流居住或各住各家。“两头婚”打破了传统的婚姻模式和习俗，没有彩礼和嫁妆也减轻了双方家庭的负担，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经营婚姻的新方式。

去除天价彩礼的枷锁，考验的更是家长婚俗文化观念的转变。“不论彩礼还是陪嫁，从父母的角度来讲，都希望孩子能够多获得一些，过得再好一点，但恐怕只用此来衡量，子女的婚姻未见得会因为彩礼的多少而变得更幸福或不幸福。其实一个家庭的氛围、和睦的程度，才是更重要的。”李聪颖认为，量力而行，由“礼”至“理”，才是正路。此外，一定要杜绝攀比心理的持续扩大和滋生。为了去符合所谓的约定俗成，最终得了面子，失了里子，甚至娶了媳妇一起还账，其实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实属得不偿失。不含炫耀和压服的彩礼和嫁妆，才是双方家庭给子女最好的祝福，才是男女双方情感的真诚表露，才是婚姻启航最好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