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门类之一，书法在当下的中国依然影响甚广。除却为数不少的专门从业者，喜好欣赏乃至有意挥毫泼墨者，更是一个无法确切统计的庞大群体。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书法并非乏人问津的古老遗产，而是深深嵌入到中国人基因中的独特文化实践。

不过，与庞大受众的热切需求不匹配的是，如今飘荡于讲堂会场，游走于市肆坊巷的各式所谓书法常识、技法、口诀、经验、心得等，其实充斥着程度不一的失实与错谬，以致误入歧途、虚耗光阴的事例不绝于耳。这既说明了高等书法教育还有许多未尽之力，也反映出书法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有待更准确、更深入的开掘。基于此，倘循着先“破”后“立”的逻辑顺序略加厘清，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仍是确切无疑、历久弥新的箴言。

疫情之下，山东大学文学院别出心裁组建师生互动小组，六十多名在职教师积极参与，以举办主题沙龙的形式，开展多彩活动，纾解学生情绪，反响热烈。针对上述问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青年教师陈硕，在他带领的“艺文类聚”小组的第一次活动上，就书法学习中的若干问题与学生展开了深入交流，特别是“拆”了不少书法伪常识——

书法伪常识横行

“三个凡是”不可取

时下流行的书法伪常识难以一一列举，其中尤有代表性者，主要有五类，以下稍述其名目，并附辨正。

其一，技法方面。如将笔法等同于“中锋”加“提按”，将用笔动作集中于笔画的首尾两端与转折处。这类谬解源于作者只关注到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以来的部分范本，同时受到许多明清论者解读的误导，对“中锋”“提按”采取了绝对化、机械化的解读。故而忽略了作为一个柔软圆锥的毛笔所必然具有的“八面出锋”的物理功能。

其二，工具方面。如坚持必须使用羊毫笔、生宣纸才能练字。考察中国的文具发展史可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硬毫笔、无墨晕效果的纸张（或绢帛等丝织物）主导了书写行为。今人熟知的古代名作如《兰亭序》，其实与羊毫笔、生宣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此二者成为书法创作的主导性工具，大致是清中后期以来的事情。

其三，书写实践方面。如认为只有写好唐楷才能再去写其他字体，以及简单地把练字时间的长久等同于技艺的深厚。关于前者，需要了解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草书先于行书成熟，行书先于楷书成熟。这也就意味着，汉魏六朝时期一众精于行、草的书法家（如“二王”），是不可能先去学习唐楷的技术而后才作行、作草的。关于后者，启功有一则论书札记，说理透辟：“所谓工夫，非时间久、数量多之谓也。任笔为字，无理无趣，愈多愈久，谬习成痼。惟落笔总求在法度之中，虽少必准，准中之熟，从心所欲……”

其四，历史知识方面。如简单地认为古代文字遗迹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且都值得取法。其实，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家。而数量庞大的古代文字遗迹，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像《兰亭序》《九成宫醴泉铭》这样出自确切的书法名家之手的；也有像《礼器碑》《张猛龙碑》这样应由彼时的善书者执笔的，只不过其名未传；但还有不计其数的字迹制作者（包括书写者、镌刻者、铸造者、摹写者）是下层文人、工匠甚至低识字群体，涉及的字迹包括器物款识、竹简木牍、敦煌文书、墓志造像、砖瓦陶文等。自然，以上并非都是名家力作，也难都被冠以“书法”之名，进而被学书者不加辨识、毫无策略地取法。

其五，心态方面。集中体现为“三个凡是”：凡是当代“名人”（上过电视、报纸、微博、微信、小红书的）写的字，都是精妙书法；凡是出版物（包括字帖、作品集、图录）上发布的信息，都可以依凭；凡是跟着“名人”“大师”学，就能成名成家。这在主观上是由盲从盲信、追名逐利的心态所致，但也同如今信息爆炸、媒介混乱的客观条件有关。在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虽不太会出现旧式无迹可循的“世外高人”，可“流量”与艺术造诣终究不是一回事。

上述五类自然不能覆盖所有书法伪常识，但已能反映出形形色色的妄言谬解的三个共性：简单明了，易于传播；脱离范本，违背史实；故弄玄虚，夸夸其谈。

“工夫在诗外”

写字要与读书同步

倘欲对古老而复杂的书法艺术进行有效的欣赏、临摹与研究，我们需要一面遵守常识，一面尊重历史，在可描述、可验证、可追溯的现代人文学科要求的指引下，力避玄虚肤泛之辞，在以下四个方面，树立起一些新的思维。

学习书法要与学习传统文化、阅读文史典籍同步进行。书法有别于大多数古典艺术门类的一点是，其依托于汉字，在古代始终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必修技能。其审美趣味、价值尺度、技术标准、风格面目等，在历代文人的日常实践中得到强势的塑造，以致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属性，此即古时罕有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家”“书法作品”的根本原因。今人每谓书法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发达的学科专业，虽有相当的现实立场，但正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言，恢复书法的文化土壤和知识脉络，才是求索的正途。

要把具体的技术训练与风格探索放置在书法史的框架之中，穷源溯流，以知识引领书写。举个例子，如今学习唐代欧阳询楷书者众多，尤集中在《九成宫醴泉铭》一碑上，但所书往往呆滞刻板，并受到某些时人作法的不良影响。倘学书者具备书法史方面的知识，便可知道，欧楷这类“斜画紧结”风格的楷书，主要继承了北朝铭石书的遗绪——北魏《张猛龙碑》、隋《苏孝慈墓志》等便已然具备了许多“欧体”的风格元素。学书者不妨进行对比观察与临摹，以此可以明确“欧体”之中的继承与创新。此外，在欧阳询的传世书迹中，《九成宫醴泉铭》或许并非水平最高者，另如《皇甫诞碑》《化度寺碑》等也极可观。何况还传有《梦奠》《张翰》《卜商》等手札墨迹（摹本），锋颖发露，神采奕奕，足堪取法。以此纵、横相交的书法史框架相核，许多书写上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

要有策略地选择可靠范本作为学习资源。倘是针对初学者，具体而言：学习篆、隶书，应以汉代及以前的范本为主，此外可适当参考清代碑学家如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的力作；学习楷、行、草书，应以北宋及以前的范本为主；学习篆刻，应先夯实先秦古玺和汉印的基础。在范本类型的选择上，要充分重视墨迹的价值，如此可避免碑刻拓片上许多非书写因素的干扰，其中如唐摹“二王”尺牍、（传）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传）唐颜真卿《告身帖》、“宋四家”尺牍等，都是值得取法的。当然，对于已有相当积累的作者而言，可在名家经典之余，取资转化一些其他类型的书迹。

在临摹等阶段的书写实践中，既要重视体察法度、养成规矩，又要重视对观察力、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培养。对于很多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由于原始的书写形态已难推断，拓片上的文字形态又十分斑驳多变，这时便很难进行恢复性的临摹，而是要在多元性、自主性的表现上多些用力。而对于很多墨迹和镌刻精妙的碑刻文字，尤不可被充斥着种种伪常识的规律、总结、窍门所束缚。甚至可以说，越是以法度森严著称的范本（如“二王”行、草书，唐楷），我们越是要用各种手段，发现和把握其生动、丰富、变化处。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生态发生了相当的改易。随着毛笔等工具退出实用领域，知识精英也不再以书法作为必备技能，书法遂不可避免地朝着“纯艺术”的方向发展。身处当下的我们，倘欲对书法形成深入的了解，并进行有效的实践，应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依托，回溯传统，深入范本，自觉摒弃种种伪常识，如此自能穿透古今之隔，取得如愿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