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张新刚的西方古代史经典研读课程的学生都表示，他讲课非常“抓人”。我们从他的课程讲义《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中可见一斑。全书从“甜咸粽党”之争开始，让读者思考不同习俗和价值的相遇。而这也是“历史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意图探究的问题——希腊人和异族人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希罗多德认同品达的名言“礼法是万物之王”，而习俗/礼法的背后是何谓幸福，何谓自由。张新刚写道：“难道他是认为希波战争根本上是出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吗？”
张新刚2012年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博士，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历史学系，2020年起任教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日，本报采访了张新刚教授，听他聊聊这部讲解希罗多德《历史》的小书。
搏斗中的波斯战士（左）与希腊重甲步兵 基里克斯陶杯，公元前5世纪
文汇报：霍布斯称修昔底德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感的历史作家”，那在您看来，希罗多德最具的是哪种“感”呢？
张新刚：一般认为霍布斯曾经有过一段“人文主义时期”，而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翻译了第一个完整的英文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霍布斯的这一讲法实际上说出了修昔底德写作的一些重要特点，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说法，修昔底德写的是当代史，并且写的是政治史。与修昔底德相对，希罗多德写的是过去的历史，并且还有大量民族志一类的内容。修昔底德以后，古代作家就有一个漫长的批评希罗多德的传统，最著名的就是西塞罗的说法，即希罗多德既是历史学之父，也是谎言之父。
所以，要说希罗多德最带什么感是挺难的。从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我也是在阅读修昔底德时很容易就能找到感觉，但是读希罗多德就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些门道，如果非要回答的话，那么现在我可能会说希罗多德极具“真实感”。这个真实感并不是说他写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当然，他记述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已得到考古等发现的印证），而是说他对人事和希波战争的探究方式和结论有很强的真实感。
文汇报：理查德·詹金斯说希罗多德具有“广泛的同情”，对于希腊的敌人也同情；不同于后来的希腊人把非希腊人一概视为“蛮族”。希罗多德还喜欢旅行，到过意大利半岛南部、黑海沿岸、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也被称为“旅行家之父”。您觉得旅行对他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新刚：晚近学界全球史的研究范式很热闹，我开玩笑说，希罗多德才是第一个全球史作家。希罗多德在当时其实完成了两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是写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二是游历地中海，收集大量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今天无法还原他的游历和收集资料的细节，但是从《历史》文本来看，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对所谓蛮族（barbarian）的认知，在他笔下，其实叫作异族更合适一些。
仔细读整本《历史》的话，会发现整本书的主线其实是波斯的兴衰，第一卷就是在讲东方的统治权如何从吕底亚转到居鲁士领导的波斯，第二卷埃及卷也是因为冈比西斯要征服埃及而进入整体的叙事，第三卷是波斯宫廷政变以及大流士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帝国体系，第四卷是大流士对斯基泰的远征，从第五卷开始才慢慢进入希波战争的核心内容。到全书的最后，希罗多德也是以波斯大王的几个富有深意的故事收尾。所以，这本书中更多的是以他写作对象的方式来书写，真正的东西方冲突（自由&奴役）是在希腊对抗薛西斯时才最为明显。这个可能是旅行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能够鲜活而真实地看待世界的多样性，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前几天和徐晓旭老师聊希罗多德写的斯基泰人，他有个说法比较好，即希罗多德是个人类学家。
文汇报：您觉得这份讲义，最特别的是在哪个部分？您从品达的“礼法是万物之王”开始，构建整本书的框架。不同礼法、习俗之间的冲突这个解释体系，是不是一直以来人们对希罗多德《历史》的主流读法？
张新刚：回答这个问题有种老张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我是希望给出对希罗多德的总体性解释，这听起来就很怪，一部历史还会有什么需要解释的空间？这本小书是希望重新定位希罗多德这个作家，如果把他放回到希腊的智识传统中，他上承史诗传统，自己也进行过口头表演，和希腊的悲剧作家关系也不错，再后来有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以及前四世纪集大成的哲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写作“探究”（也即“历史”）的动机和努力呢？
一个重要的线索是看他的批评者是如何批判他的，亚里士多德批判他的语境是说写历史很难获得智慧，再早一些，赫拉克利特也批评过“探究”，说这东西看似博学实则拙劣。这些批评是否成立暂且不说，但是却说明了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希罗多德也是在做爱智慧的努力，只不过很失败而已。那么，如果要理解希罗多德，就不能简单地按照今天对历史学家的理解去解释他，而是要看他如何通过探究爱智慧。这本通识课讲义基本是围绕这个出发点进行解读的，当然很多内容也只是一家之言，发表出来供方家指正。
“习俗/礼法”的确是我解释希罗多德的重要线索之一。这个主题当然不是我发现的，以前的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习俗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但大多都把习俗的讨论集中在对第三卷一些文本的解释上。我是想将习俗主题作为理解《历史》的总体性线索，自己觉得比较有贡献的解读是对巨吉斯偷窥事件和冈比西斯疯狂的解释，目前觉得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学界对希罗多德的研究是无比丰富的，仅说21世纪以来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希罗多德的叙事学、史料批评、接受史、民族志和比较研究等方面，特别是叙事学的进路也出现一些很具启发的专著。
文汇报：您在序言中引述了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里的一段话：“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您强调阅读经典是一个绝对个人化的体验，不是社会功能意义上的教育，而更接近生命教育。能否谈谈您自己在阅读与教授经典期间的生长变化？
张新刚：在布鲁姆去世那天，我刚好上希罗多德这门课，就在课堂上念了这段话以纪念老爷子。我基本的学术训练是思想史，一直被经典作品折磨，但是也获益匪浅。无论中西文明，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肯定是对人和世界的根本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精华，甚至塑造了后世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范式。所以我很赞同在学习阶段多读经典著作，因为这些经典作家对问题的思考是深入而系统的，能够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也能帮助自己更加清醒地观看与生活。我总是劝说学生，经典作品是值得信赖的，大可放心地跟经典作家们进行思想冒险，而在拥有了这些加持后，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路，毕竟就像布鲁姆说的，自己最终还是孤独地与自己的死亡相遇。
文汇报：《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之后还会有“修昔底德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整体构想吗？还会有“索福克勒斯”篇吗？我们注意到您在另一本新著《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古希腊悲剧文本。
张新刚：在《友爱共同体》一书中，除了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外，我的确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悲剧和历史文本。这不是个人的兴趣好恶，而是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家群体上面，这无疑很重要，我也受惠于此。但是我这几年越来越发现，除了哲学家群体外，政治思想史还需要面对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思考。雅典的悲剧恰恰是面向城邦公民群体上演的，讨论的都是城邦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历史文本中记述的很多内容是公民群体的集体决策和政治行动，所以悲剧和历史文本是政治主体的思考，从这些文本中，也能得到另一种真实的政治思想。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系列目前只和出版社签了两本，《希罗多德篇》印出来后陆续收到各个界别读者不切实际的肯定，也给了我一些能够胜任此类书写的错觉，因为一直觉得出讲稿和文集是资深学者才有资格做的事情。最近看到国内引进很多日本学者写的中西经典导读书，国内学者出于种种原因很少写这类书，如果出版社愿意继续赔钱，我就继续扩充这个系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