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杂志，是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学报。它一直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它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看这份“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背后的坚守和理念。
《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
骨气来源于底气，底气以骨气为基础
记者：当时给总书记写信，是出于怎样的考量？信的主笔和内容方便透露吗？
王学典：给总书记写信是我们编辑部集体的想法和请求。因为总书记特别关心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特别关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特别关心对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研究。
《文史哲》杂志从创刊以来，就侧重于对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文史哲》杂志就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重新的研究和评价，《文史哲》杂志可以说是最早启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探讨的一份杂志，是新思潮的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把传统文化作为独特的战略资源，同时总书记也特别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期刊的建设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史哲》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肯定。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史哲》已经创刊70年了，是目前国内时间最长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所以我们就想在《文史哲》70周年之际，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的办刊情况。抱着这种心情，我们向学校党委提出了向总书记写信汇报《文史哲》办刊情况的想法，当时编辑部有同事觉得这个想法太大胆，但是经过全体11位编辑人员的讨论，还是起草了一份给总书记的汇报信，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史哲》的发展情况，以及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
记者：收到总书记回信，是否出乎意料？能否谈一下你们的心情和当时的情况？
王学典：虽然决定向总书记写信，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能收到回信的把握。我们只是觉得有可能会收到回信，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总书记的理念完全相合。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的时候是5月9日晚上十点多，当时我吃完饭正在散步，接到这个消息后感觉非常振奋。第二天把总书记回信内容传回编辑部，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异常，上午召开集体座谈会，研究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期刊的直接支持，有对我们历史的肯定，也有对我们未来的期待，同时也面向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提出了期许，我们全体编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体会总书记的回信。我感觉，我们只是在收到总书记回信的那一天感到兴奋，之后感觉到的是更大的压力。高兴是一时的，压力是永久的。如何不辜负总书记的期待，不辜负学界的期待，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待，这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记者：总书记在回信中肯定了《文史哲》创刊70年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并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总书记为何在给《文史哲》回信中提到“骨气”和“底气”？什么是“骨气”和“底气”？
王学典：我个人感觉，这可能是总书记第一次把“骨气”和“底气”相提并论。在我看来，我们的底气主要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并没有发生大的断裂的文明，具有连续性的显著特征。中华文明“礼义”“仁爱”的文化主流从没有变过，内核在发展中也得到了持续地丰富。
中国人的底气就是中国人强起来了。在科学技术、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等方面。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终于强起来了。强起来的中国，敢于在世界上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追求，敢于提出我们的方案，我觉得这就是关于骨气的问题。我们不会去屈服于任何外界的压力，西方列强欺负我们的历史一页已经永远翻了过去。过去，我们对西方是仰视，而现在我们可以平视。
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和而不同，大家庭的观念始终非常强烈。我们把整个人类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剩下来的是这个大家庭如何相处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想去当大家庭的家长，指挥其他成员，我们追求的是大家平等，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大家的地位是一样的，应该各自享有自己的尊严，都有能力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从这个角度上讲，骨气和底气是个统一的问题，骨气来源于底气，底气是以骨气为基础的。
《文史哲》创刊号
欧美学科体系无法呈现中国的历史和文明
记者：总书记还提到，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如何理解这句话？
王学典：上个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欧美学科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全盘接受，意义巨大，功不可没，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地结构性转换，而且这一来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迄今无疑仍有巨大价值，今后很长时间仍会被沿用。
然而，欧美学科体系无法呈现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无法呈现中国的道路和经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4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40年间，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我们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如何表达、呈现我们的成就？准确地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从而指导并诠释这个转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转型，这个本土化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若干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无论我们当前的社会科学能否认识到这一点，也无论认识到后短期内能否做得了，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唯一出路。
举个例子，在西方的哲学和经济学中，觉得政府是越边缘化越好。他们认为政府是一个消极的存在，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只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实际上中国这40年的成就，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西方是一条腿走路，就是民间市场作为主导，而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既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市场的作用。从目前来看，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大体是比较平衡的，不是瘸腿的，所以和西方相比，我们走得更快，走得也更稳，而这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无法用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解释和预测。
记者：结合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本土化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对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研究，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和水平？有哪些特点和制约？
王学典：从目前来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达到和西方同步的程度，换句话说，西方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而且西方的最先进的东西到中国来，已经没有时间的距离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读的是西方60年代、70年代的书，到90年代读的是西方80年代的书，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几乎能同步读到西方最新出版的学术出版物。我们在照搬西方的学术框架、学术体系、学术设置的过程当中学得非常好，这是个巨大进步。
在40年的短时间之内，中国依样画葫芦，完整地经历了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逐渐完备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套体系基本是照搬到中国。一方面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的极大进步，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转型，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唯一出路。
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并不令人满意，或者说十分不令人满意，我个人感觉我们目前还有很多学者试图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我们这40年的发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非常好，但这是1948年出版的书，时间已经太久了。我们的研究要走的就是像费孝通这种研究道路，要从事这种综合性的研究。
中国跟西方从本体上完全不一样，把西方的那套东西照搬过来不行。比如说西方不是太讲究人情，但中国讲究人际关系，那种朋友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中国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关系并不全是负面的，例如抗战发生后，北方的难民学生都往西南地区跑，往云南跑。当时政府又不能消化这些难民，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结构结论中，这些都是应该政府来接纳、来消化，但是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关系中，他们多数人是通过同学、朋友、老乡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民间消化。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在中国起着特殊的作用，根植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土壤。你很难说这种关系不好，它有消极的一方面，但也能起到很大作用，如果恰当地约束这种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来看，我们往往不愿意直视这种熟人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西方没有的，只有研究透这种关系，才能直面中国社会。一些学者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利用这种训练成果来解释中国经验是解释不通的。
很少有人把社会科学的成果拿到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
记者：现在有些舆论认为学科建设是象牙塔内的事。从回报社会、回报时代的角度来说，学科建设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王学典：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关心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强调学科建设，而不强调学科转型。学科建设关注的是多少导师、多少学生、多少教授以及承担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等等。加快进行学科转型，需要从西方的学术轨道上抓紧转移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来，将学科建设转型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我国的物质丰富之后，财政对学科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人用了这笔钱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学科建设“安乐窝”。这种架构在“象牙塔”中的“安乐窝”注重论文、项目，而不愿直面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不愿意扑下身子，沉下去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调研，研究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特殊的道路。我们总是介绍一位学者发表多少论文，从来没有人问他的文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吗？我们目前一些高校，包括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很少有人把社会科学的成果拿到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包括研究经济学的一些学者，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多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具体问题？在研究理论上有哪些推进？有哪些原创性？我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加快进行学科转型，而不是学科建设。而这种所谓学科建设在我看来，既是影响、制约学科转型的最大障碍，因为只要你现在仍在原有轨道上建设、运行，就不可能实现“双一流”。换句话说，只有你转型了，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不转型，老是跟在人家的后边走，怎么可能成为一流呢？顶多是二流，而且永远是二流。
作为《文史哲》期刊来说，意识到学科转型的问题后，应该鼓励那些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我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个期刊能够解决的，但如果因为这是个大问题就都不解决，都放到一边去，那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未来
记者：“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一大批著名学者是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这些“新作者”和“论述现实”的文章，如何筛选和选择？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史哲》变了吗？
王学典：没变，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新的现实。比如说发表在读学生的作品，本科学生的作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做法。当时我们处于解放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去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民国学术，面临的重点是学术转型。
在学术转型之初，我们更注重看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观点。但现在的问题我们经过了70年的学术积累，我们已经取得了海量的学术成果。一个25岁刚毕业的青年很难把这些海量的学术成果消化掉，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青年可以做到，但毕竟非常少。我们对文章的选择也就有了一些转变，我们需要作者有丰富的文献积累和阅读，阅读是需要时间的，严格来讲在读的大学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对青年人的界定也在延伸，不局限于一些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对于作者，不管身份是什么，在学术上一视同仁，以质取稿，但是如果有同水平的文章，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青年学者，因为成名的学者代表过去，青年代表未来，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未来、走向未来。
记者：刚才提到青年人的概念，您觉得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了？您觉得您人生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王学典：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学者最好的年华是35岁到55岁，这是一段最辉煌的时间。
我是比较幸运的，在订阅《文史哲》的时候，我压根没敢想有一天能当主编。我从《文史哲》一个较早的订阅者，成长为年轻的作者，后来又成为编者，我完整经历了整个过程，这是我的幸运。我感激生活的馈赠，但我不喜欢“成熟”。我从50岁的时候就提出了“抗拒成熟”的想法，我不认为“成熟”是件好事，因为年轻人的激情至为珍贵，是成长发展的巨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