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是周代乐悬制度中最重要的乐器，但如果仅把它当成一种乐器，就是对它最严重的误读

金石之乐怎么与身份挂上了钩？

2021-05-30来源：大众日报 07版

在现代汉语中，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刚强，心志的坚定、忠贞。而在古代，金石是周代乐悬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乐器，更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演化的典型器物。金、石，分别对应钟、磬。金石之乐，其实就代指礼乐，它们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解读金石之乐，是了解礼乐制度演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陈荃有，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中国音乐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秘书长。曾主持《音乐研究》办刊18年，关于“中国古代的金石之乐”，陈荃有做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并作了精彩阐述。

金石是古代乐器之首，

礼崩乐坏也是礼崩乐盛

在周代，中国音乐就有“八音”的概念，它是音律史的重要符号，不断地出现在古代文献中。早在《周礼》中就记载：“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汉书·律历志上》也有记载：“八音：土曰埙，瓠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其实，“八音”便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它按照乐器构成的主体材料来分类。因而，钟、磬归为金、石，是古代两种重要的击打乐器，它们各有不同的形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也很鲜明。

金石之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地位很高，以至于数千年来人们都难以忽略它们。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完全处于“主角”地位。可以说，金石之乐是联结古代中国尤其先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乐艺之间的枢纽，乃礼乐文化的承载者；是先秦时期中国科技与制造业进步的具体体现。

那么，金石之乐的魅力究竟来源于哪里？一切还得从钟、磬这两种乐器说起。

先说钟。金是作为制作材料，即青铜。钟初为陶制，由于陶制的打击乐器很容易被敲碎，在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以后，商代出现了体外击奏的青铜钟类乐器。青铜的社会属性表明它是一种特殊的材料，这是因为它是“贵族威权与节约规则的象征”“它们是只有控制了大规模的技术与政治机构的人才能获得的珍贵物品”。

因而，我们可以把钟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夏及商早中期、晚商是钟的滥觞期。这个时候钟的审美方式出现了很大变化，器型从菱形到合瓦形，从单件到多件套。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套编铙，相比较其他墓出土的三件套，五件套能够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西周是发展时期，这个时候口朝下的甬钟（悬挂乐钟）出现，规律性的双音钟出现，多样化编列形态初步成型。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意味着钟的演奏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演奏出两个音和不同的旋律。比如晋侯苏编钟（西周早中期）有三式：一式有旋无斡；二式有旋有斡；三式有旋有斡、钲篆分明。

不过，钟真正迎来鼎盛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编钮钟的出现并广泛使用，编列形式多样化，表明钟的类型不断增加。虽然，春秋战国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为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但其实，从另一种程度上看，也可称之为“礼崩乐盛”。像曾侯乙编钟、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等巨型编列乐钟的不断出土，更加佐证了这是音乐大发展的时期。从秦汉时期明器的普遍化，魏晋至清代宫廷雅乐的延续、圆体钟的普遍化及转型，再到20世纪早中期雅乐的沦丧与圆体钟的式微以及对乐钟研究的初步展开，这一阶段是钟的转型与发展期。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初，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项研究工作不断深化。钟通过各型复制、仿制的文化艺术品，进入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从而实现了“新生”。

再说说磬，也为石，这是一种石制板体击奏类乐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含量和制作方法要比钟简单。据先秦文献《尚书·益稷》记载：“戛击鸣球”“击石拊石”。这“鸣球”与“拊石”，即是文献记述的磬在远古时期的称呼。研究者们一直认为它是由石锄、石犁等劳动或生活用具发展演化而来，曾用名称有石、磬、离磬、球等。

磬分为特磬和编磬，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编排成组的称为编磬。“磬”字像手持槌以击悬石，并以耳听其音。特磬形制较大，如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磬是特磬；在曾侯乙墓出土的磬是编磬，共32枚，16枚一组，按大小分两排悬挂于虡上。远古时期至早商，磬用天然石材打制，以单件（特磬）使用，多依石材而成型，没有固定的器体，也难于有明确的定音；晚商至西周，磬使用石灰岩材质，以磨制为主，尚存打制石磬。特磬继续使用，开始出现编磬，且编列的数目逐步扩大。形制多样化，逐步呈现倨句顶、直边底的规范化石磬。这个时候磬慢慢趋向为一种成熟的乐器；春秋战国至西汉，已经很难见到特磬，多呈现编列化，且规模不断扩大。调音规范、音列设置有序，以五声性音列设置为主；汉代至清代，材质类型增多，如玉磬、铜磬、铁磬等，使用范围局限于雅乐，形制以曲尺型为主，编列固定于16件一套。

而且，金石乐器的音乐性能、乐音设置也颇为经典，比如郭家庙M30出土编钮钟，测音显示，均为一种双音，具有大、小三度设置，出现“商”音，在正鼓音即具备五正声。金石和鸣、相得益彰、“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正是金石之乐音乐魅力所在。

金石之乐，为何成为

身份、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金石之乐作为先秦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说起礼乐，礼与乐的关系向来是人们讨论的重点。

唐代史学家杜佑有一段关于“乐”的论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彻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通典·乐一》）乐之用，便在于令人平心畅气，使人从善。古人将乐用于礼仪活动，就是借助乐的功用，促使礼的生效。

而《礼记·乐记》中则有这么一段话，“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有的人说，礼是最主要的，乐只不过是辅助；但也有研究音乐的人认为，乐才是最重要的，无乐，礼也无从谈起。我以为，礼与乐二者不可偏废，正如郑樵在《通志》中言：“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礼与乐是相辅相成的。

礼乐制度的存在，归根结底在于使社会有序，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金石之乐，就是用来标志身份的工具。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威力？这与乐器材料本身的不易得有很大关系。钟磬是金石之乐中的代表乐器。编钟的制作材料为青铜，需要经过一定比例的配置才能冶炼出来。在开采和冶炼技术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要获取足够量的青铜，制作成编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磬虽然由石头制作而成，但音质清脆的石头也并非遍地都是。

拥有金石之乐，是一个人的身份、权力和地位的体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处于不同身份序列的人，则必须有相应的礼乐器。因此，在考古发掘中，礼乐器的规格和数量是判断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1978年发掘出土的曾侯乙墓，可称为一座地下音乐殿堂。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五千余件，其中乐器共有钟、磬、鼓、篪、笙、箫、琴、瑟八种一百二十五件。金石之乐无语地诉说着主人生前的荣耀。

金石之乐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也体现在重要场合上的功能性存在。

《左传·襄公九年》中有这么一个桥段，在送别宴上，晋悼公问起鲁襄公的年龄，得知襄公可以举行冠礼了。季武子说起举行冠礼应有的准备，“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在人生的重要仪式，譬如冠礼上，金石之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礼为导向的社会中，金石之乐存在过的痕迹处处可见。在人的身前，金石之乐，见证着人生的重要节点，也规整着社会的秩序和等级文化。《礼记·乐记》中有记载：“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礼乐通过金石之声传播出去，在宗庙社稷中行施礼乐，奉祀山川鬼神。在此意义上，金石之乐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也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

总而言之，金石之乐是认识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重要枢纽，如果仅仅把它当成一种乐器，是对它最严重的误读。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刘一颖 整理）

责任编辑： 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