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学校长徐显明接受采访时表示：山大将探索中国国立大学办学新模式，拟在省内构建“山东大学系统”，带动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时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该举措能否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新模式，备受社会关注。
    《法治周末》：今年，山东大学将迎来三校合一十周年；明年，山东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山东大学决定进行办学模式创新并恢复在青岛办学，这意味着什么？
    　徐显明：现在山东大学全日制在校生6万余人，加上包括附属医院在内的教职工几达10万之众，规模已是中国高校之最。我们常比喻山大正像一个停在斜坡上的巨型“铁球”，需要用多大的力才能阻挡其下滑，还需要多大的力才能使其爬上高坡？但现在需要换一下思维：与其用这么多的力去拉它，为什么不想办法把斜坡改为平面？
    　1928年蔡元培在考察青岛后认为，青岛具备办大学的两大优势：一是优美的自然环境举世少见，二是国际化程度、开放程度当时超过了北京、天津；两者相结合，最适合办大学。事实也证明山东大学东迁青岛后的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大师云集，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考虑在青岛恢复办学，根据仍如蔡元培所言就是能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这就是山大发展的“平面”。
    　未来济青高铁开通后，在济南居住的山大教师可以早晨7点起床，9点到青岛校区上课，下午回济南后不影响4点钟的课。 
     
    　　　　　　　　　　　山东大学系统 
     
    　《法治周末》：山大复办青岛校区后，会对办学模式进行哪些创新改革？
   　 徐显明：恢复在青岛办学，是我们探索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举措之一。山东大学已具备了创新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基本条件，我们打算创办的新模式，就叫“山东大学系统”。
    　《法治周末》：何为“大学系统”？
    　徐显明：具体来说，山东大学系统包括：在济南，山大有6个校区，今后将统称山大济南校区；现有的威海分校将改称山大威海校区；加上即将建设的山大青岛校区，三个校区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山东大学系统”框架。
  　  美国加州大学就是个大学系统，它下面的每所大学都是个办学实体，如伯克利、洛杉矶、圣巴巴拉分校都是实在的大学，可独立办学。山东大学系统和加州大学的区别在于，山东大学系统之下的三个校区共同组成一个大山东大学，在一个管理主体之下；它们承担的是校区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各个校区的学科定位进行调整。
   　 《法治周末》：不同校区间的学科调整，是否已有路线图？
   　 徐显明：按照我们的初步构想，医学学科、人文学科以济南校区为主，工程技术类学科、基础学科和一些高端研究以青岛校区为主，空间学科、海洋学科、农学科以威海校区为主，在学科布局上进行调整。但所有的资源均由全校统一配置、共享。管理体制是“统分结合，资源共享，各具特色，一体发展”。
   　 当然这个初步构想还需进一步论证，并需要山东省把支持的态度变为支持的行动，更需要教育部和中央政府等的同意和支持。同时根据国家和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山东大学发展状况等综合因素最终确定。 
     
    　　　　　　　　设立山大高等研究院 
     
    　《法治周末》：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将设立的青岛校区？
    　徐显明：上世纪30年代，梅贻琦有句话：“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那句话在当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发展到今天，却需要改造。优秀的大学一定是要有大楼的。大楼不是指建筑物，其实是指能够使学者生存下去和能潜心为学的物质条件，使学者能够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仪器设备等等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大学一定需要大楼，没有大楼就对不起大师，也很难产生大的科研成果，大楼就是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
   　 青岛校区设立后要建的首个高端研究机构，就是山大高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将以两到三个基础学科为主，包括数学学科，借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模式，邀请世界顶级科学家到这里。
   　 我们将提供最好的研究条件、最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没有任何考核束缚，让他们自由探索、自由表达。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这是学术活动的原始动力，对以学术为人格的人来说，不用扬鞭自奋蹄。当然，这种高端研究的成果也应该达到世界水平，而不仅仅是山大水平、中国水平。 
     
    　　　　　　　　　　“大学不是官府” 
     
    　《法治周末》：从象牙塔到越来越世俗化：大学管理衙门化、行政化，教授们忙于“下海”，学生培养“养鸡场”，扩招后的就业“老大难”，学术腐败、学术剽窃、高校行政腐败窝案等诸多负面信息充斥舆论。这时是否需要检讨中国“大学”？
  　  徐显明：什么叫大学？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大学。大学应包括如下方面：
    　大学是自由的乐园。是自由探索和表达的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意味着选题、研究方法、出版、讲授、批评、反驳、修改自己的意见等，都是自由的。大学是最自由、最可供价值多元选择的地方。
　    大学是新民的摇篮。刚进大学时可能是“旧民”，走出大学后就应是“新民”。它培养的是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上过大学的人和没上过大学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要引领社会。能引领社会的灯塔是大学的思想。当社会一片漆黑甚至迷失时，大学会提供方向。
   　 大学是良心的堡垒。应该拒绝世俗、功利、污秽。看一个民族和社会有没有良心，就看大学。
   　 大学是道德的高地。所谓高地就是指示范给人看。我们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有德性的大学。在大学里生活的人应该给社会做出表率。
   　 大学是文化的酵母。大学的文化会在你身上发酵。人的一生有三个“母亲”，生母给你自然人格，祖国母亲给你民族人格，母校给你文化人格。
   　 大学是知识的活水。教学传播知识，服务社会运用知识，图书馆收藏知识；最难是创新知识，即科研。大学能创新，预示着治水在涌，且能一泉成河。
    　大学是价值的仓库。大学一定是多元价值的，不同于官府和企业。我们以学术为本，但不排斥价值多元化；社会无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在大学里都能找到。 
   　 大学是真理的福地。真理偏爱大学。在其他地方，真理可能会受到扭曲；而大学最终是向真理负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真理，传播真理，我们既要服从真理，又要探索真理，还要在真理前昂首。
   　 所以，大学之大，包括大学问、大树、大师、大楼，但首在大德。因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善都是明德的要求。一个大学有大德，才受人尊重。而大学之学，首先表现在大学是学府而不是官府，不是食府，更不是企业，因此要讲学术本位，学术立校，要用学术的标准和尺度，使学人、学者、学术受到尊重，使学科立于中心地位，这就是大学。 
     
    　　　　　　　　　　“教授就是大学” 
     
    　《法治周末》：按照这样的理念，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间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徐显明：第一个差距是在教育理念上，大学是学术共同体、知识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我们对三者认识不够，并赋予大学过多其他功能，把大学当做政治共同体；要它承担社会功能时当做利益共同体，必须照顾每个人的生活，从幼儿园到坟墓，都由大学承担；还是秩序共同体，首要任务是稳定。当大学以这些作为功能后，它还将是意识形态共同体。这使得中国大学成为巨能化大学，政府、社会甚至一些企业功能，都让大学来承担。
    　第二个差距是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都与我们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间形成巨大制约。
    　第三个差距是师资队伍、师资水平。据统计，在全世界200多个学科创新能力最强的4000多人中，80%左右集中在美国，剩下20%被其他国家分享。在这创新能力最强的群体中，中国大学仅占几人。没有一流的师资，肯定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所以我把西方教育学中的“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修改为：“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简言之，“教授就是大学”，尤其是在中国。
  　  山东大学历史上有许多优良传统，如臧克家在数学考零分的情况下被录取到山东大学，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应该弘扬。我们上世纪30年代有一次辉煌，50年代有一次辉煌，都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师级人物，今后的山东大学如果不能邀请到和培养出中国最好的教授群体，就无法再创第三次辉煌。
    　《法治周末》：近年一些中国大学管理模式开始探索“教授治校”。“教授就是大学”与“教授治校”是什么关系？
    　徐显明：“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提出的。他以“教授治校”之名向北洋政府施压说：“我不过是教授的代表，我把教授们的共同要求向政府表达出来，如果政府不答应，就等于不答应这些教授，我就要辞职。”他在历史上先后11次辞职。这是蔡元培所主张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预示着校长是教授的代表。
    　蒋梦麟做北大校长时正相反，坚决反对“教授治校”。他理直气壮的讲，校长的任务就是治校，一个大学不能有两个治校主体。这两者都是北大历史上最有名的校长，但观念完全不同。
    　所以，教授治校因校而异，因历史背景而异。在目前环境下，我不主张“教授治校”，让教授们去管理后勤、行政，难免走“外行领导内行”的老路。我更主张管理职业化。我在山大主张建设三支队伍：高度学术化的师资队伍，高度职业化的管理队伍，高度专业化的教辅队伍。 
     
    　　　　　　　　　大学管理要尊重学术 
     
    　《法治周末》：如何看待当前大学管理体制？如何在现有体制下实现“教授就是大学”？
  　  徐显明：当前大学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教授的主体地位表现在管理的民主性上。
  　  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内部关系主要包括政治公共权力、行政公共权力、学术公共权力和民主公共权力。中国大学里，政治的公共权力由党委行使；行政的公共权力由校长行使，学术的公共权力由学术委员会行使，民主的公共权力由教代会行使。目前我国高校的行政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替代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共同替代民主权力，教职工参与大学管理的渠道不畅。
    　大学的民主管理，首先是党委的决策要民主，其次是校长的行政管理要民主，表现为执政为校，执政为教师，执政为学生，要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校长的任务是让教授和学生为享受最充分的权利而准备条件。教师最大的权利是学术自由，校长应为教师的学术自由准备条件；学生最大的权利就是享受最好的教育。
  　  第三是学术民主。学术的本质是判断，学术民主是指每一个教授都有独立的判断权和判断能力，当教授们组成学术委员会后，他们的判断是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判断，且一旦作出就该是最高判断。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学术方向、研究方法、课题的选择上，哪些资源该向学术配置、配置的倾向性、是否学术违规、学术剽窃、学术腐败等问题，都应该由学术权力来进行判断，政治和行政的公共权力都不应该干预。
   　 第四是教代会，在中国的大学制度里其虽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可行使监督权，对校长进行监督，同时也是民意表达的渠道；校长可以通过教代会知道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在他的管理当中给大家提供公共产品。同时通过向教代会报告工作，接受教职工的监督，以保证其勤政、廉政、公正。
  　  《法治周末》：新的教改纲要规定，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如何完善？
   　 徐显明：完善该体制，要明确书记、校长间是分工、合作关系：目标与目的的一致性，是他们保持团结的基础。书记、校长职责边界清晰，是防止两者矛盾产生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建立书记、校长重大事项意见交流机制，以协商一致为工作原则，以避免和消除歧见。尝试不同类型的大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总之，学术追求是大学的灵魂。对学者来说，自主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他的品位；而对大学管理者来说，服务是大学管理的目的，管理的意义就是为学生的成长，为老师的科研创造条件。故，大学管理者要尊重学者的人格，崇尚学者的精神。追求学术不仅是学者的事情，也涉及到管理层营造的氛围，提供的条件：即自觉、自愿地为学者、学生、学术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