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原　实习生　周艳

　　“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坚决不能轻易挖帝王陵。因为受技术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限制,发掘帝王陵第一时间的保护至关重要,稍有差池,后果将不可逆转。”5月5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暨考古学专业40周年庆典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随后的《世界遗产发展趋势与挑战应对》的专题讲座中,呼吁中国文物保护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
　　至2011年,全球共有936处文化、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布在153个国家。其中,中国的长城、故宫、九寨沟、敦煌莫高窟等均在其中。截至2011年6月25日,中国已有41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6处,世界自然遗产8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文化景观3处。
　　童明康指出,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阿布—辛贝勒神庙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开端。它致力于敦促世界各国投身到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行列中,并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基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受到破坏,而任何遗产的损失都是世界遗产的总损害,再加上国家一级保护水平不同,一些国家缺乏文物保护的必要条件,因此教科文组织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来确定人类共同的保护行为。
　　《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进行遗产旅游开发、管理、压力等方面,要做好对世界遗产周围环境的保护。中国的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等遗产,由于地质、环境以及人文的特殊性,极易受到破坏。因此,每年教科文组织都会召集负责人汇报关于开发管理与保护工作。
　　童明康认为,要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充分利用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国际帮助,调动国内和国际力量为《公约》提供支持。像在汶川地震时期,中国的文物遭受严重的损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文物保护专家齐聚汶川,为中国受损遗产进行补救性保护。同样,在海地地震时,中国文物专家也前往海地,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贡献。因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需要全球协作、共同努力。
　　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凯恩斯决议》进行了审议修改,使申遗数量由之前的毫无限制修改为每年只能申报两项,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并且对遗产申报的要求更加严苛,除了必须符合“创造价值、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环境价值和关联价值”这六项原则外,其突出普遍价值的认定必须准确,让人信服,要有详细的比较分析。
　　据悉,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完全符合6项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两个遗产之一。中国是遗产大国,遗产总量稳居世界第三,已连续6年每年申报的两项遗产都全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各地往往在申遗方面不遗余力,研究保护却乏力,要扭转这一现象。”童明康说,中国的丝绸之路将在2015年左右完成申遗工作,而大运河已经开展了申遗与保护工作。尽管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强调保护的力度还不够,很多已经遗失。“比如,所有的红色遗产都属于20世纪遗产,但人民公社的牌子全国只找到了一块,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代表物都已经绝迹了。”童明康惋惜地说。
　　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要遵循集体保护原则、真实性原则、完整性原则。童明康介绍,真实性原则包括对遗产的设计、材料、工艺或布局以及文化景观的构成及特征的真实性保护。《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和《北京文件》是目前中国文物保护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文件。完整性原则是指建筑布局的完整以及周边环境、天际线的完整。
　　“所谓的完整并不一定是要一点不漏,有时候残缺也是一种美。”童明康表示,中国在应对世界遗产发展与挑战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立法方面要加强对文物保护的监督以及制约,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使保护有法可依。建立专家咨询监测制度,使保护趋于专业化、针对性。另外要大力开展整治工作,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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