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时今中国学者、研究者撰写的著作与论文数量言，怕是可以如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让我们生出些自豪感的。但是只要身在其中即清楚，这实在是有些虚妄。评价体系的恶劣指向与功利主义的激励性驱使，所谓的学术成果有太多的泡沫。正因此，著书为文，“问题”或“真问题”或“问题意识”便成了一个学者或研究者的价值选择与学术道德的体现。所以发此感慨，是因为在认真、全面、仔细拜读了著名学者叶廷芳先生2012年8月新出文集《美学操练》之后，对其中明晰而自觉的“问题”意识有甚是真切的感受。
《美学操练》收录文章共26篇，时间跨度长达25年（1985——2010），作为近30年中国当代学术环境、学术生活发展、变迁的有限经历与体验者，阅读中我似乎又重回被知识界、思想界视为黄金般的“八十年代”。作为50后、60后的一代学人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开始尝试性、起步性的学术研究，而叶廷芳先生的文章与著作是那时幼稚朴素的我们的读本之一，也是包括他在内的一批前辈学者先后且不断触及、论及的“问题”激发并影响着我们后来者的思考。《美学操练》中所涉 “悖谬”、“怪诞”、“巴洛克”、“西方现当代文学”（1986年）、“平民美学”（1992年）、“现代性与普适性”（1985年）、“传统的二重性”（2008年）、“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等，它们多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风东渐”之中我们的文化、文学、艺术以至社会生活在前沿尖锐面对并需要梳理、廓清、辨析或因应的“真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叶廷芳先生确是一位以“真”事科学、令人尊敬的学者，他的学术价值取向是我们后来者的榜样。
叶廷芳先生不仅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同样可贵的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性立场。关于“现代性”问题是有激烈、尖锐争议的。这一问题在实践层面远比理论层面复杂。但无论如何，如下几点应是明确的：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无论其形式如何，其进程是一必然的趋势；“现代性”在理论与精神层面是与“现代化”相因应的“文化精神”；此“文化精神”指向的“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具有超越地域、民族、民族文化的终极含义。在我们文化保守主义根深蒂固、封建统治实际需要、垄断利益集团力阻的历史环境中，将文学、艺术并通过文学艺术中富于甚至代表“现代性”精神的“大写的现代人”、“现代性与普世性”、“平民美学”诸观念予以充分的肯定与张扬，对“传统文化”之二重性尤其中之保守性（如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皇权意识、迄今仍引以为豪的“墙文化”中的文化保守性等）作出现代性立场的分析、评价，这些对于我们的民族、民族文化甚至国家的现代性转化与进程都是具有贡献性的思考。
检阅《美学操练》全书，会很容易发现的又一特点是叶廷芳先生开阔的视域与文化的高度。文集所论所涉包括世界文学、中外戏剧、东西方建筑、中西文化等。在对某一问题或具体对象讨论时，叶廷芳先生常常置其于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世界”的坐标上予以考察。它收放自如的从容与自信屡屡向我们展示了论者开阔的视域与丰富广博的知识。无疑，深刻精辟的见解亦由之而生发。以我个人之交往与印象，当代学者在“专业”领域内杰出优秀者众，但可“跨专业”说话杰出优秀者寡（或者正如海德格尔说，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让人们都进入了专业的隧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廷芳先生的开阔与广博令人肃然起敬。
在《美学操练》中，我们还可不时感到的是论者自觉地人文情怀以及与之相通的平民意识、民主思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问题的研究，对于研究者以至任何从业者，他（她）必须有对“人”的自觉关注。人是出发点，亦是归宿点。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无此，学问是干瘪的、僵硬的；论者是机械的、冰冷的；其结论则是可疑的。因为人文情怀，才会去关注活生生的问题、关注活生生的人，文也才可能有温度、有灵魂、有介入、有力量。读叶廷芳先生的文章，聆听他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或文化问题的言说，检阅他因为“自己的兴趣”而选取的“题目”就能清楚见到：他讨论“后现代”文化现象，提炼出其中的“平民美学”并予以积极地认同与赞赏，并主张对“平民美学”的认识是“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任务”；他以歌德与席勒两位巨人为对象讨论“大写的现代人”问题，指出两位智者的伟大正在于他们“放眼世界、拥抱人类，并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他关注高行健的先锋、实验戏剧，早在1988年就对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度评价，肯定他戏剧观中“只有有了人，有了人的动作，才有戏剧的可能”的艺术主张；他在讨论中国当代戏剧的强身之道时明确提出“戏剧的人文观念必须更新”，应有“更深厚的人文品格”与“大爱意识”；他在讨论中国传统建筑时，准确指出了“中国的木构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亲近人性”这一特征，同时也以自觉的民主意识否定了中国传统建筑浓郁的“皇权意识”。简言之，人，人文情怀，平民意识，民主思想与文学艺术以至理论问题，在叶廷芳先生处，是与他的文与人融为一体的。
叶廷芳先生在题为《我的美学操练》的告白中说：“我的某些学术观点是以随笔形式表达的。它的特点是便捷，易于接近读者。即使是长篇大论，也尽量写得生动流畅一些，使书写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以便让人有兴趣读下去。”这一事涉文体、语体的自觉意识及其践行在当下的学者写作中太是需要提倡了。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其各个方面趋向规范或“学院化”、“学术化”，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我们很容易看到，同样发生并汹涌而进的“学术化包装”的文风亦是波澜壮阔。关于“真知”，朴素、直白、平易的言说日渐稀少。早在十五、六年以前，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有一篇题为《几点希望》的书面发言，呼吁国内“外国文学评论界尽快建立一种深入浅出的平民化的批评风格，进而像中外典范批评家一样，把评论文章写成除了言之有物，还有一种可供鉴赏的审美对象。”反应积极，热烈。本人亦有短文响应。如今回头看去，这一吁求并未得到应有的践行。相反，绿原先生文中涉及、亦为西方读者诟病的西方文学批评界的若干弊端如诡辩术、神秘化、术语化、离异性等等，在今日国内文学批评界、研究界成风。读《美学操练》则生清风徐来之感。即使如“悖谬”、“怪诞”、“巴洛克”、“布莱希特与卢卡契之争”这样复杂的理论问题的讨论，论者亦是尽可能以口语体与书面语体交错展开，用词平易，有如交谈，文中甚至不时会有充满抒情色彩的“美文”段落出现。我以为，以“随笔”形式，以尽可能的“口语体”、深入浅出地写出有“文学性”却同样有“学术思考”（或学术性）的研究性“美文”，是叶廷芳先生对学术、对学术思想的普及的重要贡献（从深处讲，其中也饱含作者思考中的平民思想与民主意识），这与那些戴着“学术”面具出现、实则空洞无物又高高在上的倨傲姿态是一鲜明的区分。
借《美学操练》回顾叶廷芳先生迄今四十余年的学术道路与学者生涯，他实在是个不停息的耕耘者。作为物证，仅仅我的书架上荣幸罗列的“叶著（译、编）”便有二十余册（他全部的编、译、著逾三十部）。其中的《卡夫卡全集》、《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美的流动》、《遍寻缪斯》、《扬子——莱茵：搭一座文化桥》、《不圆的珍珠》、《卡夫卡及其他》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美学操练》，这些由商务、人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随笔性”文集则是作者关于德国文学（文化）、欧洲文学（文化）、中外戏剧电影绘画音乐、东西方建筑以及与之相涉的诸多“美学问题”思考的辛劳成果。我个人自然无能力关于叶廷芳先生作出准确、到位、全面的评价，但从1992年有缘“识荆”武陵源至今已有二十年时光，其间因学术会议等活动又与叶先生过从甚多，亦荣幸忝列为友，说“印象”应该还是可以的；我以为：叶廷芳先生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最早的“破冰者”与“先行者”之一；是德语文学与德国文学研究与推广的领衔学者；是我国无可争议的卡夫卡研究权威；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尤是戏剧艺术关注最多并最富见识的外国文学专家；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文化学者之一；是“新时期”突破思想牢笼身在前线不断推进的“探索者”；是以学术精神（“有道”）入世的勇敢践行者（“有为”）——他对我国当代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作出了并仍在作重要的贡献。
还想说说叶廷芳先生的人。凡与他有所交往的人，对他为人的真诚友善、率性天真都印象深刻。他不仅治学严谨、成果累累、成就令人敬仰，而且待后来热心提携、积极扶持，有许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指导。这就让我们更加钦敬这位可以为师亦可为友的前辈学者。叶先生已七十又七，愿他健康快乐、思想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