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原　实习生　陆瑞洋

　　4月27日上午9时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省著名作家莫言乘坐一辆黑色奥迪车来到山东大学知新楼前，再过一个小时，三楼报告厅里将会有他的一场讲座。此时报告厅里已坐满了山东大学的学生，门口几名慕名而来的社会人士因无票难以入内，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去。

　　临近上午10时，莫言与女儿管笑笑(山大校友)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的陪同下走进报告厅，迎接他们的是蜂拥而上的“长枪短炮”和学生们的掌声。

　　“当代文学的价值，几十年之后会浮出水面”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一度受到来自西方乃至国内的多种非议。对此，莫言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近30多年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举世瞩目，已经成为一个创新有活力的经济实体，而西方依然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他们对待中国的心态，就犹如一个富邻居对看待当年的穷邻居的心态:突然有一天这个穷邻居变得比我还要富，反过来我要得到他们家的帮助。这种心态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的现实的评价往往不客观，往往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的评价也不客观。

　　他说，西方这种自视清高的话语权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家们。他们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相比差距很大，尤其是当代文学差距更大。一些评论家把我们的现代文学抬得非常高，然后利用现代文学来压当代文学，也有的人把民国时期的一切都抬得非常高，利用民国时期的文学来压当代文学。

　　莫言认为，现代文学当然非常重要，当代作家之所以可以在文学界能够站得住，也在于当代作家写了现代作家没有写的生活，也创作了我们这个时期的文风。当然这种创造也是建立在对现在文学继承的基础上。

　　“当代文学的价值目前没有受到客观评价，但是几十年之后会浮出水面。”莫言说，“我认为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许多文学作品放在世界文学之林实际上一点都不虚。再过几十年，我想我们最近30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就会得到比较准确的评价。我们会感觉到，这30多年中国作家的集体努力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获得的成绩完全可以跟现代文学相媲美。”

　　“一个作家内心不自由，绝不会写出好的活泼的文字”

　　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不是规律的规律:一个作家获奖之后很难写出超过他以前作品的新作。这可以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咒”。莫言说:“我想可能获奖之后各种活动分散了这个作家的精力，影响了他的专心致志的写作，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他的心态。”

　　莫言说:“我觉得心态有两种。一种是自高自大，觉得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是世界第一，我的文学水平是最高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文学确实没有世界第一，文学不可能像跳高和跳远一样有那么严格的、科学的计量方法来确定谁高谁低。”他认为，文学有强烈的主观性，尤其是文学欣赏是主观的，文学鉴赏更是主观的，所以获奖以后作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不代表着比别人写得好。

　　“有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得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的、幸运的因素。”他说，再就是获奖以后，老想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老想用下一个作品来证明自己有充沛的创造能力和精力，老想对过去的作品有一个新的超越，这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处在这样尴尬境地的时候，莫言恰巧在岳阳楼参观，了解到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的故事。毛泽东当时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郭沫若受宠若惊，写了数百幅“岳阳楼”的字，从中挑选了三幅觉得比较好的寄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却用了他写在信封上的“岳阳楼”三个字。莫言说，“这让我明白了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出名篇，一个作家内心不自由就绝不会写出好的活泼的文字，我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写，而不是诺贝尔的标准写。当然我也希望会有新作品回报读者。”

　　在谈到自己对人物塑造的体会时，莫言说:“我的创作经历了‘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三个阶段，意思是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看到人物的多面性，丰富性。”

　　莫言表示，“一个作家的态度，看待一个事物要从人的本身来看，不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要从阶级的角度来看。”他说，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一定阶级当中的人，当我们站在文学的角度上，要把他变成一个文学中的人物来描写的话，一定要还原他“人”的本色。这样的作品才是可信的，真实的。

　　“这也是我30多年来创作当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把人当‘人’来写。”莫言说。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304/t20130428_83061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