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会者表示,孟子研究应该在跨文化背景下展开对话,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间学者的交流,推动孟子研究走向国际化。
5月10—12日,由山东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邹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孟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会议以“感悟孟子,启迪未来”为主题,40余位中西方学者围绕“孟子心性之学与‘内圣’走向”、 “孟子‘仁政’说与当代价值”等议题展开研讨。
孟子学说的贡献
作为战国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仁政说等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山东大学当代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马龙潜表示,孟子开启的儒家关于个体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至今仍启迪着人们的心灵,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及世界文明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从德国现代哲学来看,一个社会要向前发展,离不开孟子学说中的‘同情’。”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沃尔夫岗·顾彬告诉记者,现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孟子思想远没有过时,我们可以通过其观点,来思考当代人的困惑。“孟子对德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在主题报告中,我介绍了德国现代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诺贝尔奖作品《迷惘》,书中主人公的思想基础就是孟子的思想。”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卜松山认为,孟子关于修身的论述,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适用于全人类,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想)观点、关于“四端”的论述,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其他儒家文化圈都发挥了巨大影响,是对世界思想的贡献。
重视孟子诗学的整体理论价值
“断章取义”由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传统发展而来,孟子不满于此,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批判性地扭转了“断章取义”之风,对后世的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会者围绕孟子“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发表了见解。
山东大学当代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舒忠认为,当前学界多着眼于对“意”、“逆”、“志”的阐释,忽视了对孟子诗学整体理论价值的把握,这或造成以偏概全的消极影响。他提出,孟子“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是整体与部分的转换关系,即“文”、“辞”、“意”、“志”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认为,孟子诗论所持的“以意逆志”,强调文本的整体意义,即作品具体单位语意的准确理解,有待于整体意旨的规定,“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由文字通乎词句,由词句通乎章旨,以此才能达到诗人情志的解诂过程。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瑾辉表示,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是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元概念”,它对诗歌的阐释原则富有创造性,不仅指出了文本的蕴谓,而且建构了一种文本的解读范式。孟子倡导的尊文本而不外骛、知其人才能通其史书的主张,使得“以意逆志”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推动孟子研究走向深入
与会者表示,孟子研究应该在跨文化背景下展开对话,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间学者的交流,推动孟子研究走向国际化。“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显著,中国学者应更多地与国外汉学界展开交流对话。”顾彬表示,在学术领域,不少中文译本无法精确地表达原著中的意蕴,因此,研究者应多阅读这些著作的原稿,在比较中深化孟子研究。
舒忠表示,从各异的文化角度研究孟学,或许会有新的、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见解。“借助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视角还原孟子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孟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会者提出,孟学研究除了扩大国际交流外,还应发挥多学科优势。刘瑾辉说,孟子研究应打破文学、哲学、史学、文献学等传统思维模式,多学科共进,从建筑学、艺术学、法学等视角研究孟子及其思想,不断推动孟子研究走向深入。
对话
顾彬:中国传统文学是世界最好的文学之一
花白的头发,一件蓝色衬衫,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顾彬,言语不多。采访开始前,他还在为自己正在翻译的《庄子》写序。在回答记者提问过程中,顾彬会偶尔停下来思考,然后用清晰的中文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原因让您将研究汉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孟子研究?
顾彬:我在求学过程中,先后研习了英文、法语、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四种语言,后来逐渐对中国古代汉语产生兴趣。可以这样说,李白的诗句让我开始学习中国古代汉语,而孟子的思想则使我继续学习古代汉语。此后,我逐步放弃了对哲学和神学的学习,开始专门学习中国古代汉语,并在德国从事教书、翻译等工作。
对孟学研究,我认为,中西方的关注点大体是一致的,但是研究方法不太一样。中国的很多学者往往采用归纳和总结材料等方式从事研究工作,这容易忽视从问题本身和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研究问题。比如,有学者用“国家”、“属性”、“民族”等概念来研究孟子,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国家”等概念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在孟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应该用“天下”这一概念来替代“国家”。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但必须精确地下定义,明确其使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到,“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方诗所能及,但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您认可这种观点吗?
顾彬:我不这么认为。我之前给学生们讲述唐代诗歌时,也都是用宗白华、王国维等中国人的思想表述。近些年,我从西方哲学的视角考量,发现中国古代诗歌是非常深邃的,尤其是唐代诗歌,它蕴含了一些西方哲学中的基本命题。
唐代诗歌是中国富含深邃思想的诗歌,也是世界上内涵最为丰富的诗歌之一。与西方诗歌相比较,唐代诗歌同样蕴含着哲学的思辨精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网络文学等新出现的文学创作形式?当前,您从事的主要工作有哪些,进展如何?
顾彬:根据我的了解,这些作品属于通俗文学。当然,由于对“通俗文学”的定义各异,在德国看来是通俗文学的作品,或许在美国就可能被看做是精英文学。这类书籍有些被译成了德文,卖得也很好,但我不想研究它们。
在德国学界,中国古代文学很受欢迎,且越古老越好。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世界最好的文学之一,好的传统文学作品太多了,其中有很多东西需要我花一辈子去研究。
目前,我答应了一家德国出版社,为他们组织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丛书,《孟子》、《老子》等已经出版了,现在正在给《庄子》写序,之后还会有《大学》、《中庸》、《荀子》、《韩非子》等。此外,我在进行一些中国当代诗歌和散文的翻译工作,这些作品思辨性较强,符合我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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