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社会阅读自觉性普遍较低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1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比2011年的53.9%上升了1个百分点；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与2011年的4.35本相比基本持平。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认为，当前社会阅读自觉性普遍较低，阅读在提升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养上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

　　同时，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教科书、考试辅导类书籍占了很大比重。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柯平表示，目前的大众阅读存在着浅阅读、功利性阅读等许多问题，阅读状况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图书馆的设置率和覆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山东大学华夏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品牌研究所所长丁培卫认为，我国阅读设施及服务等方面发展不足，特别是西部地区，阅读资源相当匮乏，有特殊困难的个人或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此外，全民阅读率还存在城乡差距、地域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对全民阅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阅读立法是国际通行做法

　　为了使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将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近年来我国多地普遍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建立起数十万计的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以及军队系统的连队阅览室。有些地区还组织开展“家庭读书节活动”，倡导家庭确定每天全家读书时间，营造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

　　在谈到从立法层面推进全民阅读的意义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认为，政府在促进全民阅读工程中的积极行动非常重要。首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其次，政府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对于公民文化、教育权益的实现有支配性影响，应该通过立法来保证文化、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事实上，各国政府推行的全民阅读战略方兴未艾。如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2009）、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等，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国民阅读能力的提高。另外，一些国家还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英国设有“图书信托基金会”，德国设有“促进阅读基金会”，日本设有“读书协会”及“儿童梦想基金会”，美国设有“国家艺术基金会”等。

　　也有人指出，读书求知是无需外力强制的个体自觉行为，专门就读书来立法显得多余。针对这种观点，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叶必丰表示，国家关于全民阅读的立法或规划，目的是规范国家履行保障阅读自由的职责，提供和改进阅读条件，发展和增进阅读机会，实现阅读秩序的良好预期。在这个意义上，从立法的高度推进全民阅读是必要的。

　　难在如何防止国家主导的阅读沦为说教

　　目前阅读立法尚处在征求意见稿阶段。立法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经过充分的调研与讨论。

　　柯平表示，全民阅读涉及的行业和部门较多，需要多行业、多部门充分参与讨论，立法必须建立在科学、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图书馆界、出版界等应与法学研究界合作，共同开展全民阅读研究，为文化立法提供决策支撑。

　　那么，阅读立法应该关注哪些问题？秦前红认为，如何严格限定有关机关在阅读立法中的角色，如何防止国家主导的阅读沦为简单说教，都是立法制度安排的难点。

　　柯平则认为，完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政策体系，抓紧制定一些直接影响全民阅读的政策文件尤为重要，如出台改善农村阅读条件、给予弱势群体阅读补偿和支持的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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