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名士解放初期跨入大学校门,经历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校,臧乐源、臧乐安、赵洪太是亲历者。

当年俄语班师生合影(资料片)

臧乐源在书房接受采访　王世翔　摄

赵洪太展示以前的俄文书籍　　王世翔　摄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张洪刚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2月，唱着这首歌，臧克家的儿子臧乐源与臧乐安兄弟俩，从诸城老家来到了济南，进入华东大学，成为了解放初期第一批大学生。

　　“解放，把你也给解放了!”1950年8月，数学考了零分的青岛考生赵洪太，赶上了解放后的好时候，以不低的总分成绩，考入国立山东大学。

　　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臧乐源、臧乐安与赵洪太成了同学。臧乐安与赵洪太，同在俄语专业学习；臧乐源与赵洪太，毕业后留校，更是成为了同事。

　　解放初期跨入大学校门，经历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校，同在外文系俄语学习，他们三人是亲历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2014年1月6日，记者来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宿舍，对臧乐源、赵洪太进行了采访，并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臧乐安，听他们口述那段热血激昂的历史。

　　解放初期　第一批大学生

　　“1949年1月，我和弟弟臧乐安，从上海回到诸城县西南乡臧家庄。村里写介绍信，又推到区里、县里。当时华东区教育厅设在益都，我们又找到益都，最终获得推荐，可以考华东大学。”生于1929年8月的臧乐源，回忆起65年前的入学经历，仍然印象深刻。经过层层推荐，臧克家的两个儿子，臧乐源、臧乐安兄弟，获得了华东大学的考试资格。

　　1948年6月，为革命发展培养干部，在华东局领导下，华东大学在潍县成立。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华东局指示华东大学迁往济南。11月中旬，华东大学迁来济南，招收中学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员。1949年，从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广泛招生，规模逐渐扩大，臧乐源与臧乐安就在这时进入了华东大学。

　　“‘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考试题。”臧乐源说，那时的考试并不复杂，随后他和弟弟来到济南，分到社会科学院一部二班。

　　“1949年10月1日，我们借住在齐鲁大学校园里，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的成立。”臧乐源与臧乐安参加了这次庄严的升旗仪式。

　　不同于臧家兄弟，赵洪太考取国立山东大学的经历，则颇有个性色彩。

　　生于1929年4月的赵洪太，与臧乐源是同龄人。中学时候，家在青岛的赵洪太，就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的哲学书籍。艾斯奇的《大众哲学》，是赵洪太的最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赵洪太报考了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

　　“我的数学是零分!”回忆起1950年的入学考试，赵洪太记忆犹新，“物理化学是个位数，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考得很好。”

　　“解放，把你也给解放了!”到学校报到时，赵洪太才发现，注册科的老师，竟是中学数学老师张育瑾。要知道，在解放前，只要有科目考零分，学校就不予录取。张育瑾对赵洪太又气又爱，还帮他减免了讲义费和损失预偿费。1950年8月，赵洪太进入当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

　　“每三天吃一天白面，中间两天吃窝窝头。”回忆起华东大学的校园生活，臧乐源印象深刻，“华东大学是供给制，吃饭穿衣，都是军队待遇。每个季节，还会发必备品。夏天发蚊帐，冬天发被褥。每个月发肥皂、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

　　“去得早回得晚，一吃就吃七八碗，伙食委员见了红了脸。”臧乐源对伙食委员聂殿喜印象很深。同学顾中凯饭量大，大家还给顾中凯编了这个顺口溜。“一个月有10%的细粮，也就是三斤。每到吃细粮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

　　“来个赤脚运动!不要发鞋子了!”在华东大学，每几个月发一双鞋子，臧乐源与同学们觉得有些浪费，还曾倡议为国家节省节俭。

　　“1950年夏天，黄河发大水，我们都去抢险，把裤子的裤口扎起来，装满沙子去加固河坝。1950年3月到5月，我们还参加了济南郊区的土改。”参与劳动，是臧乐源在华东大学的重要记忆，“在齐鲁大学住的时候，还参与修了青年路，推小车、搬石头、刨地。一边唱歌一边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虽然生活上有保障，但是华东大学在济南并没有固定校舍，学生们借住在齐鲁大学及几所中学。随着中学恢复开学，华东大学的校舍问题更加紧张，后决定迁去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1950年底，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分在黄台路和太平角。

　　“听说华东大学来青岛，要与山大合校，我非常热情，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太平角。”作为学生的赵洪太，那时候“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我们座谈了一个下午，互相介绍情况。在他们食堂一起吃饭，晚上还有小联欢。”回来后，赵洪太还做了黑板报，写上“欢迎华大同学来”。

　　“上世纪50年代初，实施委员会治校，我作为学生代表，是学院和系里委员之一，学院和系里开会，我都要参加。有时候上着课，工友来敲门叫我开会。教室是四排，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地方，也方便开会。”回忆起那时的学生年代，赵洪太神采飞扬。

　　1951年3月19日，在山东大学的操场上举行仪式，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

　　一段俄语学习热

　　1950年5月，华东大学根据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设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个系，可以自愿报名。同在社会科学院一部二班的臧乐安、臧乐源，也一起考虑分系。

　　“一天晚饭后，宿舍同学就在一起商量转系的事。有位同学提议说，谁如果学会了俄语的卷舌音‘p’(打嘟噜)，谁就转到俄文系。于是宿舍同学就开始练习卷舌音。我弟弟很快就学会了，他们就选了俄语系。我对俄语不感兴趣，就选了政治系。”回忆起这一幕，臧乐源记忆深刻。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每人都有一个记单词的小本，从不离身，从早到晚，跟随我们到教室、会场、食堂，就连上厕所也不丢下，这对学俄语起了很大作用。”时至今日，臧乐安还清晰记得，同学们借助单词小本学习俄语。

　　“我的老师金诗伯，他是俄籍犹太人。1948年任教于华东大学，很受学生喜欢。1951年合校后，他和学生徐世琳结了婚，后来还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臧乐安对俄语老师金诗伯的回忆。

　　合校后，臧乐安的恩师金诗伯，也成为赵洪太的恩师。“那时候，国家提倡学俄语，1951年寒假，学校为理工科老师开办俄语班。当时我还是学生，系里推荐我和金诗伯，给化学系老师上课。我们搞比赛、出单词本，有的老师一小时能记住100多个单词。”

　　进入三年级，赵洪太是金诗伯“阅读”课的课代表，“我向金老师建议，以联共党史为上课材料。我做单词表，刻版印刷后，发给同学们阅读。每周五将疑难问题给金老师，周六课上作解答。”

　　作为当时《文史哲》杂志的学生编委，赵洪太与华岗校长关系密切。“《文史哲》的编委会，华岗也经常来，房间很小，最多能坐下十个人，我是唯一的学生代表。”凭借良好的俄语底子，赵洪太经常翻译苏联发表的哲学文章，“华岗常看我的翻译材料。由于《文史哲》是双月刊，往往不等我的翻译作品发表，别的刊物就抢先了，华岗也觉得很可惜。”

　　1951年，臧乐源留校工作，臧乐安则转入哈尔滨外专学习。1953年，赵洪太留在了外文系工作，直到退休。

　　“告别了家乡和家人，西伯利亚，我们的故乡……”一首《西伯利亚人》，是解放初期大学生的共同记忆。赵洪太低沉悠扬的歌声、臧乐源清晰条理的总结中，我们的采访结束了，思绪却留在了那段红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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