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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离不开对经典的传承

发布时间:2014-01-09 00:00:00 发布来源: 作者:

  诸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如何体现学术价值?当代学术成果的“出产”往往“得益”于二、三手研究材料的再加工。学术原典在当代研究中的价值正在不断被削弱,而这样的快餐式研究方式究竟能为后世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近日,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王建民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应该被遴选为经典?

  王建民:谈到“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话题,恐怕要先说说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尊为经典。我认为,能够在学术史上尊为经典的作品大致应具备这样一些品质:(1)开创了某一学科的先河,即作为拓荒之作,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某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使得任何踏进该学术园地的当代和后世学者必须在她面前驻足,甚至在围绕着她徘徊,绕过去是不可能的。(2)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提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问题,即使没能解决之,但却向后世学者预示了继续前进的道路。顺便说,从推进学术进步的角度看,欲使众多学者走出在迷茫中徘徊的困境,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来得重要。(3)围绕该作品及其作者,在学术史上形成了有影响的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网:可否就您认为的经典作品,举例说明?

  王建民:以上述尺度衡量,举例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称得上是经典。首先,《国富论》是公认的经济学开山之作,它对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劳动、分工、价值、价格、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生产、分配、收入、税赋等等,都进行过深入探讨,形成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分配理论、税赋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等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其次,《国富论》试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本方法构建其理论大厦,尽管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不彻底(这在学科初创时期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经济学说史上以一个基本方法贯彻经济学体系始终的首次尝试,在科学上有着重大意义。就对科学发展的引领来说,比如,《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论资财的划分”中谈到人民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才能可以成为日后获取利润的资本,这一观点直接成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源头。后来的发展中,人力资本学说从一般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直至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枝——教育经济学。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术贡献中,人力资本理论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再如,《国富论》中提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许多经济学人留下探讨文字无数,但至今仍难说有很令人满意的结论。不必说,《国富论》问世后,以这一作品为渊源,后来经过李嘉图的强力推动,形成一个我认为堪称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派,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他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

  如果说作为经典的《国富论》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资本论》的高度则是一览众山小的。马克思说自己的学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发展。但这个发展是革命性的。例如,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首次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科学地区别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克服了斯密—李嘉图学派的矛盾,为在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扫清了道路。远不止如此。作为经典的《资本论》决不仅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直接发展,而是创立了一个从方法、范畴、基本原理等全新的经济学体系。就方法说,例如,贯穿全书的唯物辩证法;就范畴说,例如,关于价值实体、价值量、特别是关于人类探索了二千年之久而无果的价值形式的研究;就基本理论说,例如,制定了严密而完备的剩余价值理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于经典的形成,哪些因素是关键性的?有人认为当代难产学术经典,少见学术大师,您怎么看这种评论?

  王建民:经典是如何成就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有一个因素不可或缺,即她往往是学者们艰苦劳动的、有时甚至是毕生心血的结晶。还是先以文学为例,大家知道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她消磨了作者60年的光阴。在学术领域,《资本论》的创作史也是大家不陌生的,这本无产阶级的“圣经”耗费了马克思40年的心血。还有一点也许不能不提:经典之作,应该是学者把自己的生命降低为手段,而视知识、学术、真理为至高目的的结果。不必说,像恩格斯批评的那种人,一肚子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满脑袋向上爬的念头,是出不来经典之作的;更不必说,对时下的那些厚着脸皮捞经费,搭个草台班子搞项目的所谓科研,我们可期待的只能是极品垃圾。

  为何当代难产学术经典,少见学术大师?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问题未必真实。例如,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及其专著《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分析》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人物和作品;例如,要理解20世纪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丹尼尔·贝尔及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很难不令人注目。

  但这一问题在当下我国学术界却大致是真实的。至于说到问题产生的原因,这要检讨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学术史,要检讨我们的教育体制,要检讨我们当下学术评价机制。现在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中青年学者,面对着浮躁的物质主义的诱惑,被追求数量的“学术GDP”所挟持,对学术存敬畏之心者比白乌鸦还要稀少,如何指望产生经典和大师?那个有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向我们的整个历史和现实提出来的,对它的回答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经典之作对于当代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价值?

  王建民:前面谈到什么样的作品可尊为经典的问题时,我提到一个意见,即经典之作中应当蕴藏着对该领域学术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由此,经典研读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也在其中了。社会科学的创新必需以积累为基础,积累则离不开传承,而经典中蕴藏的问题是学术传承中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它们是学术征途上跋涉者们前赴后继的接力棒,不知道、不了解这些问题,你不可能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甚至,或许你也只能匍匐在前辈的脚背上。还是以《资本论》为例。经常听人说,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都是不劳而获的。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这样说,或可理解,但这种话从专业学者口中吐出来,很难令人不沮丧。其实,如何理解资本家也可能是劳动者,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中,马克思是有着详细分析的。不读经典的所谓学术研究,只能制造学术笑料。

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1/t20140108_9389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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