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样板戏的记忆正在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今天，那熟悉的旋律仍间或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或在官方的庆典舞台上，或在民间无意的哼唱中。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活仍然与“样板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刊采访了山东的三位名家，呈现他们眼中的样板戏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陈凤玉：

　　样板戏引发的大批判

　　文革后期，单位安排我画样板戏，用了一个礼拜画完后，审查后说不行，因为我把当时山东主创的《奇袭白虎团》放在了中间，被批判为“觉悟低，不谦虚”。于是我及时改正“错误”，把《红灯记》放在中间，再次审查后竟然又被批判为“没有突出奇袭白虎团”，混乱的年代就是这么让人啼笑皆非。领导气得拍了桌子，出身满族正黄旗的我在教室里被三四十名师生展开了激情洋溢的“文斗”，罪名是“目无组织，对党怀恨在心，有意对抗样板戏”，幸亏几个老师帮我说了话，这场眼看就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大批判才算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但事实上，我仍然觉得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抛开政治，单从文化的角度回顾样板戏，样板戏对于推进京剧的现代化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特别喜欢《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唱腔太优美了。现在很多人对于传统京剧失去了敬畏之心，甚至遗忘了样板戏所承载的那段历史，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缺失，中华民族的主脉仍然是人文的东西。

　　张鹤龄：

　　与“白虎团”有关的激情岁月

　　1965年7月，遵照所在学校通知——支援革命现代戏，我来到山东省京剧团，开始我的舞台美术生涯，遇到的第一部大戏就是《奇袭白虎团》。

　　那时候，多位专业人员都为这部戏做出了贡献，包括作曲家施光南，剧作家叶楠和导演尚之四等，还有很大一个洋乐队管弦乐伴奏。人才荟萃，捧薪助燃，终于将此剧冶炼成了八个样板戏之一。某天，我偶遇一送蜂窝煤的人，拉着地排车在剧院门口探问：“这里是白虎团吗？”我下意识应道：“是啊！”

　　进京汇报的那些日子，兴奋无比。与《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及《海港》等各个剧组聚集在一起排练待审，都是一色的绿军装，很是威武神气。每日回旋在驻地上空的都是琴声、鼓声、高腔……饰李铁梅的刘长瑜、饰杨子荣的童祥苓，都是零距离本色表演，比之舞台上经过包装的角色要真切的多。

　　在京剧团，我还曾被特派去上海置办《智取威虎山》的部分灯片、道具和服装，包括杨子荣、座山雕的人造毛皮大衣、马鞭子等等。我背着扛着这些行头，许多旅客向我行“注目礼”。自忖，定是一副跑江湖的模样，我几乎要向他们躬身抱拳：“俺，女镖头问候各位父老乡亲了！”

　　贺卫方：小常宝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

　　1970年我十岁，由于家庭落难，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牟平县农村老家。此时在江青的主导下，现代京剧样板戏陆续推出，传唱全国城乡。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饰演一个配角：翻译官。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却是烂熟于胸，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阿庆嫂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不过，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是《杜鹃山》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

　　刘乐善：

　　军垦农场里的《红灯记》

　　1970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当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我和同学们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成了一名军垦战士。 当时的军垦农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七指示”仓促上马的，条件十分艰苦，除了几部老掉牙的电影，文艺生活无从谈起。我们的连指导员刘殿曰同志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非常热爱文艺，由他拍板，成立了“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学生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任务”就是排演革命样板戏。

　　大旗挑起来了，可是这戏怎么唱呢？队长陈君曾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第一“沙奶奶”（京剧《沙家浜》里的重要角色），有过一些演出实践，有她作“台柱子”，我们多少有了点底气。

　　要粉墨登场，服装、道具成了难题。因为当时大部分军垦农场不盈利，根本没钱置办行头。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一折，女演员卜君是短发，连里的解放军干部轮番上阵连哄带吓，晓以“革命利益”；张同学终于服从组织命令，忍痛割爱：大辫子这才飞到李铁梅的脑后——嘿！皆大欢喜！

　　《红灯记》的标志性道具“红灯”，是队长陈君从兖州自己的铁路世家里取来的真正的“信号灯”；巧手的女同学用自己心爱的紫绸子被面改造成剧中人鸠山的日本和服；农场里刚杀了头猪，大点的尿泡皮改制成鸠山的秃顶头套……东拼西凑，终于算把服装、道具搞全了。

　　京胡、二胡、月琴、琵琶等等也是走群众路线解决的，学生连的宋司务长到济南的乐器店买了一个“鼓板”——京剧乐队的板眼节奏全靠它指挥了。 第一次彩排，一张嘴就是个“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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