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加里·克劳福德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对浮选仪作出的改良，减少了考古学家从考古遗址系统、大量获得植物大遗存的操作难度。其次，克劳福德教授对东亚农业起源和密集化研究具有宏观视野，注重把农业行为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中考察，近年来尤其关注生态位构建理论在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的考古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推动考古学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考古学的主要分支植物考古学的研究视野得到拓宽。中西方考古学发展正经历哪些新的变化？学者在植物考古、公共考古等领域能有怎样的作为？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加里·克劳福德（Gary W. Crawford）。

　　中西考古理论传统分野不绝对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西方考古学在理论传统上有所不同，中国的考古学具有历史学传统，而西方考古学则具有人类学传统，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加里·克劳福德：二者的分野不是绝对的，只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略有差别。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考古学仍需理解历史。受到人类学影响，西方考古学强调要理解人类文化、信仰体系、人们所作的决策以及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北美考古学家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理论模型等，对理论模型和思考历史的新方法有许多讨论。人类学和生态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在考古研究中加以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植物考古学进展非常迅速，但有学者指出目前主要体现在方法手段的创新和运用上，理论准备并不充足，您对此有何看法？

　　加里·克劳福德：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主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与何时发生。植物遗存的收集发展如此迅速，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分析材料，最终去思考它们的意义。我很惊讶那么多人在收集植物遗存，但在如何理解所有的材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我觉得中国的培训体系略为滞后，我们需要寻找方法来激发理论的探讨，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合作者。

　　我受加拿大政府资助，开展交流伙伴合作项目，让学生和学者到加拿大和美国讨论我们想了解的理论问题，发现中国考古界对理论有一种深而广的兴趣，还热衷于翻译诸如伦福儒和巴恩等外国理论著作。在考古中使用理论的确不容易，所以合作培训项目会有所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未来的研究中，您是否有与中国同行合作的打算？

　　加里·克劳福德：我不仅要与中国考古学家合作，还想鼓励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考古学家共同开展讨论与合作。不要将眼光局限在自己所在的地区，而要一起思考旧石器时代末的终结、农业为什么在某地发生、新石器时代是如何进入不同阶段等共同的问题。

　　科技推动考古学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界出现了以“新考古学”命名的反思传统考古学思潮，这对国际考古学有哪些影响？

　　加里·克劳福德：主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考古学中，使考古学更具跨学科性，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与人类学分离。这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和菲利普·菲利普斯在著作《美国考古学中的理论和方法》中的著名论断——美国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都不是（American archaeology is anthropology or it is nothing）。它更强调人类学的视角，由此也带来了更多有关考古学理论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除理论外，自然科学和新的科技手段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是否有所应用？

　　加里·克劳福德：发现遗址中的植物材料是我个人研究的很大动力。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思考农业起源以及如何利用考古学方法回答这一问题。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开始培训这方面的人才，组织一个专家团队，包括专门处理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土壤甚至昆虫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田野调查。他们利用一切可行的技术方法研究考古遗址。五六十年代，有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所以流行向大众普及科学。那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展太空竞赛，如果你能利用科学登上月球，你就可以用科学做任何事，包括治疗癌症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我原来是一个理科生，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在高中和大学本科时，曾在考古学之外学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在某种意义上，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新材料将使考古学发生变革，当时是，现在也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放射性碳断代校正技术出现之前，我们只能猜测考古材料的年限，并利用可以得到的年代信息解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之后，大约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科学家发现了如何校正放射性碳断代的数据，纠正了我们的很多想法。比如当考古学家考察欧洲地中海地区，原本猜想那里的巨石阵、巨型墓葬和复杂社会等事物比埃及更加晚近，是从埃及发展而来，但通过放射性碳断代校正技术发现，其实它们比埃及更古老，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由此可见，该技术是考古学的另一大革命，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发生过程的视角。

　　生态构建拓宽植物考古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专攻植物考古学，近年来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加里·克劳福德：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浮选法”，这一革命性的方法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加拿大家中的厨房里教两位考古学家如何做浮选，他们都在中国进行龙山时代的项目研究，但都没有使用浮选法，后来我把一台在多伦多制造的浮选机运送到中国，当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发现那是很不寻常且令人兴奋的。

　　在植物考古学中，能够记录中国新石器晚期人类对植物利用的详细信息，以及认识材料的丰富性是很不寻常的。但这还涉及其他问题，因为对材料利用的综合性很强，除了辨别不同植物遗存的种属以外，综合看待材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的宏大图景，让我们有机会去探讨“人源干扰”，即人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作为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植物考古学者关注农业起源的问题，请您介绍下当前这一领域的热点问题以及您本人在该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

　　加里·克劳福德：从比较研究角度来看，探讨农业起源非常重要。许多重要的农作物来自中国，尽管稻米很重要，但中国还有桃子等其他重要的经济植物或动物。我们不能只关注显而易见的东西，还要重视研究其他物种。中国有着悠久的植物历史、丰富的植物文化，因此我们要去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例如在这里树木是如何被驯化的，借助中国丰富的材料开展研究，探讨中国农业传统的维持及发展。

　　我也在日本做考古，比较中日两国13000年或12000年前的农业发展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以非常类似的方式发展，甚至在那以后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年代较早的村庄和储藏坑等。但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和日本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继续发展常规农业，但有着相同基础的日本却没能发展出精耕细作的成熟农业，反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农业生态类型。他们对树木进行管理，驯化了一两种植物，长期保持着与10000年或8000年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情形在日本南部大约持续到3000年前，北部则持续到1500年前。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如此不同？这令我十分感兴趣。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确实与西南亚、南美洲、墨西哥等地区一道，是驯化物种起源和农业发展的中心之一，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研究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期提出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视域，即生态位的研究，在植物考古学中怎样引入生态位的理论？

　　加里·克劳福德：生态位构建和生态学理论是比较老的概念，尤其在北美和欧洲，但在中国可能相对较新，所以我们正在探索。生态学研究生态系统，考察能量流和储能物质及其如何在一个有机运转的系统中相互联系并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生态学可以帮助考古学处理复杂的系统。生态位构建的理念是：从细菌到植物，每种生物体都对其生存的环境有影响，可能会改变周围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但人类行为复杂得多，即使是旧石器时代末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每年在某个地方驻扎一两个月，尽管只是简单的伐木、生火等行为也会给当地带来一些影响，改变可能生长在当地的植物和动物。随着人数增多，人类行为对当地的影响会变大。所以，生态位构建给了我们一个复杂的模型，赋予我们较大的自由去处理复杂的变量，考察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生态位构建还包括“生态继承”等其他模型。每代人都教后代如何与环境相处，同时环境也继承了某些东西，一旦被改变，就继承了一整套状态以及那种类型的生态演替。这也使我们把每一种文化看作那个环境中的一个生态位或一种生存方式。当我们说，“哦，这是某个文化，这是农业经济，种植小米和小麦，在这个时期使用这种陶器和这些类型的房子”时，生态位构建就让我们能考察人类如何做这些事，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者郑云飞、陈淳和潘艳的工作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思考这些复杂变量之前，对诸如田螺山和跨湖桥这样的生态系统还没有宏观的理解，但通过考察这个模型，推动我们提出新的问题。

　　提出好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关键，而生态位构建能激发思辨，为我们提供一个好途径去开发和考察人类历史上的新问题，这与我们以前的方式明显不一样。

　　让考古学走到大众身边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社会应用价值越来越凸显，您如何看待它的发展？

　　加里·克劳福德：公共考古学认为，民众从考古调查中获得的知识，比从专业考古学家处获得的更有价值。考古学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政治、旅游、土地开发、土地所有权等，而且基于不同的背景和利益，这种相关性针对不同的公共部门，涉及大量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还可以从多重叙事角度考虑公共考古学。就中国情形而言，不同叙事之间有着比较性关联。中国学者更多关注当地的历史文化；当地居民更倾向于讲述与推进本地区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有关的故事。二者表述的事实可以相同，但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公共考古学中，不同的团体可提供互补甚至互异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公共考古学可以组织或参与哪些公益性的社会事务？近年来您主要从事了哪些公共考古事业？

　　加里·克劳福德：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如加拿大各省和美国各州都有当地的考古协会，例如安大略省考古协会等，它们赞助各种会议、挖掘工作，开展经验学习，发起工艺品鉴定日活动等。协会成员代表包括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可能比专家更加了解当地的情况，以自己的方式辅助考古研究。考古遗迹具有科学和历史价值，也有助于加强当地文物保护意识。将考古材料带进学校和社区团体，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当地重要的文物遗产，从而增强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将考古视作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当地社区也可以监控考古遗址，使之免于盗窃或破损。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参与过一个公共教育系列电视节目的开发和制作，将考古研究去神秘化，与公众分享研究心得。目前，该系列电视节目已成为某些领域学科课程的一部分。一天，我参观一个考古公园时，看到电视屏幕上正在放映我的电视节目。当放映结束，灯亮起来时观众发现我和他们一起坐在台下，还引起了一阵骚动。这真的很有意思。

　　作为志愿者，我用四年时间参加了“观察地球”组织开展的“地球观察”方案项目。其间，我认识了一些很特别的人，包括退休的、在职的教师、学生以及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医生等。发现有很多民众希望参与到考古研究项目中，但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考古遗址不是考古学家的专利，而是属于所有人，我们必须继续创造机会，让每一个人参与考古并重视考古学所展现出来的激动人心的历史价值。

　　（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雪香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http://www.cssn.cn/sf/bwsf_ft/201404/t20140402_10549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