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阅览室里，孙振玉向记者讲述了他笑泪相伴的人生经历。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山大的硕士、人大的博士后，攀上学位巅峰的他，拥有着可以骄傲的资本，可他的病历比学历更“厚”。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冯心如

　　山东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攀上学位巅峰的孙振玉，拥有着可以骄傲的资本。可他的病历比学历更“厚”，脊髓灰质炎、强直性脊柱炎，医学上无情的“宣判”一次又一次。

　　4月11日上午，在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五楼特藏部古朴肃静的阅览室里，记者见到了孙振玉。坐在轮椅上的他未挂病容，圆润的额角努力向外膨胀，一看就知脑力非凡；指甲边缘齐整洁净，衬衣袖口一尘不染，干净绝非“表面文章”。唯有手指微微颤动，一时不歇，透露出他正在经受的痛楚。采访中，他极少提痛说苦，每每动情，脸上总是用力地挤出笑容，偷偷抹下若有似无的泪。

　　考了第一名却没中学愿意录取

　　孙振玉1965年出生于滕州，十年浩劫紧随而至，占据了他童年的记忆。母亲因特别的出身背景被送去学习班思想改造，家庭狼狈不堪；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在动荡的局势下停止发放，他也因此被病毒感染，从此与健康绝缘。

　　“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能跑。我家后面是县委大院，里面有个树林子，我经常在里面疯跑，我跑得非常快，印象非常深刻。”孙振玉整理着记忆中的幸福残片，语调有些故作的轻松。

　　5岁时，噩梦降临，孙振玉一下病倒了。“生病的不是我一个人，前后院都有，都是年龄不大的小孩。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烧，不知什么原因就是站不起来。”

　　孙振玉的父亲也是医生，对于小儿子的怪病，却束手无策。“每天早上，我的父母都会早早起身，看我能不能站起来。他们把我拎起来，搁到哪个地方，我接着就像面条一样倒下去。时间长了，就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起来了，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做着一个梦，梦见自己站起来了。”

　　一年之后，孙振玉的父亲终于搞明白了，这个病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其实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办法，直到今天，仍然无法遏制这种疾病的发展，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治愈。”

　　“那时候也到该入学的年纪了吧?”记者问道。

　　“我上学晚。我八九岁了还没去。后来我看到邻居家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的，非常好奇，也非常想去，就闹着要去。”

　　“学校愿意接收你吗?”

　　“不愿意。但是我闹，我父亲也没办法，把我背到一个学校里去。到办公室后，撂到那里，所有的老师都过来看，学生下课了也跑来趴在窗外看。学校不好直接拒绝我，校长也挺好，就说先入校看看。”孙振玉笑，带着几分苦涩。

　　“他以为你可能坚持不下去?”

　　“对，就想先看看。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个木头车，把我放在里面，这样方便接送，也方便学校管理。”

　　“当时有同学欺负你吗?”

　　“倒不记得这些事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孙振玉调整自己的情绪，“但是有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我父母他们工作忙，不能每天接我送我，我的老师同学就负责接送，这个印象是非常深的。”

　　“是不是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选择性地忘记?”

　　“对对，有些事是不需要记忆的，有些事值得记忆。”

　　“上完小学后，为什么没有继续?”

　　“那时候再上学，已经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了。因为我都这么大了，每天哪有人接我送我。”孙振玉的思绪出现了一丝紊乱，他在掩藏一个事实:他考了全校第一名，因为残疾，却没有一所中学愿意录取。

　　8年时间拿到本科学历

　　学业无法继续，窝在家里的孙振玉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

　　“那时候，读书比较多，接触了一些中国古代的书籍。像《道德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了。”孙振玉说，除了家里留下的图书外，他也会要求父母和哥哥姐姐从外面借一些书或买一些书，“我父母出差，问我需要带什么，我要的东西一般都是图书。哥哥后来当了兵，也会帮我带回来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是《芥子园画谱》，很厚，开本很大，那时候很珍贵。”

　　“是因为其他孩子喜欢的活动，你不方便参加，所以才特别喜欢读书?”

　　“有这方面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邻居家的小孩聚在一起商量一个计划，要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我凑过去说:‘我也要参加’。他们都不同意。说:‘你又跑不快’!那时候我是用板凳走的，在那个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接触得自然要少一些。”

　　1980年，15岁的孙振玉接班顶替母亲，到县中医院工作。别人嘲讽的目光并没有使他灰心，他告诉自己，要自强!

　　起初，孙振玉在公费医疗办公室当会计，每天天不亮，就摇着轮椅出门，赶到5公里外的医院去。工作上，他扎实认真，从没出过差错，受到同事的赞扬和医院领导的肯定。1983年，被调到病案室工作。

　　业余时间，孙振玉参加了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历。

　　“参加自学考试家里人支持吗?”记者好奇。

　　“他们当然会支持，不过也不希望我那么受苦，不忍心呢!”

　　“那为什么坚持走这条路呢?”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爱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考虑到谋生。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家庭可能就会干预我的人生。但因为我身体这样，他们反而对我完全地放开。所以，我就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我的人生。”

　　“哥哥姐姐有考上大学的吗?”

　　“没有。我是家里唯一一个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这也和我的经历、我的命运有关系，就像你掉到井里面了，你会挣扎，就是那种感觉。呵呵，可能我有一种紧张感吧，所以，我就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当时的考场设在离我家40公里的地方，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住车马店，睡大通铺，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只想能够和别人一样考出合格的成绩。”

　　“在那八年当中，有没有人打击你，告诉你这不靠谱，让你不要再坚持?”

　　“有。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很孤独，和别人的交往很少，没有想跟人交流、分享快乐和感受的想法，只知道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要争气。”想到从前那个执拗的自己，孙振玉无奈地笑。

　　山大破例录取的研究生

　　拿到自考本科毕业证已经不易，孙振玉却并不满足。1996年，他得知山东大学可以接受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申请时，立即写信给山东大学研究生中心的负责人。学校考虑到他的身体条件会受限制，起初没有表示同意。孙振玉乘火车来到济南，找到老师，表达自己求学的强烈愿望，终于打动了学校，决定破例录取他。

　　“离开滕州，没有了家人的庇护，父母当时同意吗?”记者问。

　　“他们很反对，认为我到了社会上，那就是羊羔到了狼群里。劝我继续在中医院工作。”

　　“入校之后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跟人交流得非常好，学校里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孙振玉说，当时很多在职研究生不愿意住校，老师给他提了一个要求，让他读书的四年必须住校。“老师主要是怕我身体不好吧。我说行，这样才能正儿八经地读书。”

　　离开家，开始真正独立生活，孙振玉的思想也悄悄起了变化。“来到山大后，大家都很照顾我，接触的人多了，我也慢慢知道人活着都不容易，人家能宽容地对待我，我应该珍惜，应该感恩。”

　　“求学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和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去听一个报告，要求早晨8点钟到。别人可能挤公共汽车非常容易就到了，但我得打车，有时候下雨了，打不着车，就比较犯难。这时就挺灰心。”孙振玉说，到北京考博的时候，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名，已经是采集考生信息的最后一天，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等在招生办门口，到下班的时候才知道采集信息不在这里，应该在12楼。“所有的人都一窝蜂冲向12楼，我就只能等电梯，但是电梯老大会儿等不来一趟，非常慢。等我上去，两位老师已经在走廊锁门了，急着去赶班车。他们老远看见我，得知我是来考试的，又打开门给我拍了照，非常幸运，我成了最后一个采集信息的考生。”

　　此后，生活上的焦躁与幸运突然降临的喜悦始终交织陪伴在孙振玉左右。校内招待所考生爆满，“客满”的大牌子将迟来的考生拒之门外，只能住到北京城外的昌平、大兴去，感动了招待所服务台老师的孙振玉，最终被安排睡在办公室加装的钢丝床上。考场被安排在五楼，看到孙振玉的特殊情况，招生办主任亲自陪他提前上楼，并将他之后的考场修改变更到了一楼。

　　孙振玉说，他特别感激山大和人大的老师们，他们不但培养了我，在生活上也总是特别照顾我。“我还记得老师说的话，‘有什么特殊需求可以提出来，无论你能不能适应，我们都会帮助你。’”

　　像回到家一样幸福

　　2007年，孙振玉结束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谋生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但因为身体原因，研究成果丰硕的他，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

　　一次又一次或明或暗的拒绝，孙振玉当然理解，也还是难免失落。

　　让他意外而惊喜的是，就在一筹莫展之时，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那个时候，山大向教育部和中国残联同时提出，愿意招收部分优秀的残疾博士或者博士后。山大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后，让我到山大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到山大工作，我当时很有回家的幸福感。离家近，熟人也多，这个归宿挺好的。”孙振玉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博士后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先例似乎并不多。”

　　“实际上像我这种情况，山大能把我招进来，本身就是善举，就我这种情况，为山大能做的非常非常少。山大对我的恩情，我很珍惜，比亲情还珍贵!”

　　“但是你的研究能力并不比别人差。”

　　“做研究的话，我比较自信，我的导师也承认我有悟性。但在图书馆的岗位上，我觉得我也能做好。”

　　“离开研究工作不会觉得遗憾?”

　　“唯一遗憾的是，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就没有精力再做研究了。特藏部八点钟开放，我七点多钟就来，需要把阅读设备准备好，把没有归位的椅子归位，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好，保证按时正常接待读者。下班回来吃过饭就觉得很累了，一般七八点钟就得休息。现在我只能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来做古籍叙录的研究工作。”

　　孙振玉说，叙录是有标题性的，会标明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东西是什么样，就像人的纪念碑一样，它是书的纪念碑，是物品的纪念碑。“这项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说错了，就会成为历史罪人。”现在，《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正统三年何景春刻〈风雅翼〉叙录》已完成，《三子合刊》叙录撰写正在进行中。

　　“叙录是你在自己这个服务的岗位上，找到的一个与研究的契合点?”记者问。

　　“对，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一个机会，既能把我的兴趣照顾到，又能为山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自去年当选为山东省残联第六届肢体残疾人协会副主席，孙振玉还承担着协会的部分日常工作。

　　孙振玉坦言，现在社会发展比过去要好很多，对各种各样的人逐渐都能接纳。“20多年前，我出门有人可能会向我吐唾沫，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公共建筑都会有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厕所等特别的设计，让人感到很温暖。”

　　很想多陪陪父母

　　如今，孙振玉独自住在与山大校园一路之隔的教师宿舍里，已经80多岁的父母依然在老家生活。“他们身体都还行，我姐姐哥哥都在当地，离我父母比较近，能代替我照顾他们。”

　　“你是否需要别人照顾?”记者关切。

　　“2007年我来的时候，身体状况还行。2009年的时候，在校园里遇到了一次车祸，当时只是胳膊骨折了，头撞破了，没太注意。后来，关节开始疼，颈椎、腰椎，特别是肘关节、手关节，持续地疼。2010年7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孙振玉说，他的手臂原本是带代偿性的，腿不行了，要起，要坐，要躺，都要用手来帮助移动，“现在手疼得比较厉害，我的活动就比较费劲一些。医生的办法是疼的时候躺着别动。因为长期吃激素已经出现了肝损伤，还发现了囊肿。”

　　“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做系统治疗?”

　　“要是绝对地休息也不好，完全不动的话，强直会发展得很快。”孙振玉面不改色。

　　“身体上的病痛不会向父母说起?”

　　“嗯，报喜不报忧吧。”

　　“他们会不会希望你找个伴儿，可以更好地照顾你?”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意见分歧。我母亲每次打电话来，都会问我，‘怎么听着你屋里有人说话呢?’她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孤独啊?她怕我老了一个人孤独。我父亲就觉得随我去吧。他说，‘你收入也不高，身体也不好，组成一个家庭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物质条件’，他不想强求我。”

　　“婚姻也是一种责任，得为对方负责任。还是顺其自然。我以后的生活，问题不大，有基本工资，物质上有保障，社会的服务系统也越来越发达，日常生活服务社区的物业都能解决。”

　　孙振玉说，他寒暑假有机会就会回家陪陪父母，“到了他们这个年纪，是一种总结性的思维，会全局地看自己的家庭，考虑自己尽没尽到责任。他们之前总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好像是他们的原因让我变成这样。所以，我重新思考我现在过的每一天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能给父母留下正面的、积极的印象?让他们能够在最后这段时光，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不要留下遗憾。”

　　采访结束时，已过了午饭时间，孙振玉费力地离开坐了一上午的轮椅，拄上双拐，与记者一同搭乘电梯下楼。他感慨，拐杖容易把腋窝磨破，以前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他缝垫子、补衣服。“现在她没力气缝了，上次回去是我姐姐给弄的。”

　　到楼下，孙振玉把身体艰难地挪上那辆严重脱色的三轮车，把自己的“左右臂”双拐塞进车里，与记者告别。记者问他午饭怎么吃?他说，家里有前一天特意多买下的饭，加热一下就行。“囤饭”是他最惯常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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