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改革开放、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中国文化、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姜奇平:谈大数据不能离开人这一主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一些人看大数据的角度有问题。从数据这个角度解大数据，是客体的角度。仅从客体角度解大数据，缺点是难以聚焦，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建议人们换一个角度，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大数据，也就是从大数据到底能解决人的什么问题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什么。这样看的结果，会发现大数据映射在主体上的是意义，是为了使人更好地获得智慧。对大数据来说，使人更能把握意义，就是智慧；干扰了人们把握意义，就是垃圾。

　　“大数据”作用的发挥，不光有赖于数据收集、数据提纯、数据判断等多重技术要素，更关键的是应用，要同人联系起来，同解决人的问题联系起来。衡量大数据成效的标准，不应是TB这样的客体标准，不是创造了多少TB的数据，而应是利用这些数据，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创造了多少价值，有多大意义，这样的大数据才是“真命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详细

　　【黄相怀：互联网思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央党校黄相怀指出，不管在政治认知、情感还是评价上，互联网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都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从政治认知上看，互联网思维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观念。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而是把自己的政治认知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吸收和甄别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政治态度。第二，从政治情感上看，互联网思维助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情感宣泄。由于互联网成为各种社会心理、情绪宣泄最为直接、畅通的管道和交流平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情感，而非理性和消极的内容也易于通过此途径得以传播、放大，弥散到整个社会，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第二，从政治情感上看，互联网思维助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情感宣泄。

　　摘编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详细

　　【蔡虹：四大难题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

　　知识产权出版社综合编辑室副主任蔡虹认为，我国文化“走出去”工程还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骨干文化企业较少，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同期GDP的3.7%，不仅离支柱性产业有较大差距，而且国际竞争力不强。二、国际认可度不高。文化软实力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很不相称。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但由于创新能力不强，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几乎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形成的新文化和先进文化尚未有全面理性的认识。三、对外交流主体不多，话语权不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参与高质量文化“走出去”仍然较少。政府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推动者，难免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受到抵制。特别是中国缺少设置全球议题的能力，很少能提出人类文明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公共产品规则制定方面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明显不足，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国家。四、对外文化贸易扶持政策不完善。近年来，国家出台诸多支持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政策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有些政策未能遵循市场化和文化传播的规律，政府的扶持存在认识和政策上的偏差，导致金融服务、财税支持等方面出现方向不准、资助盲目、力度不够等问题。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详细

　　【迟福林：形成合理利益结构是改革开放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处理好改革与多数人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由于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形成社会合力。35年后，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贫富差距扩大、特权现象凸显、利益结构失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天，能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缓解并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正如《决定》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对此也要有足够思想准备”。明确地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表明中央对推进全面改革的清醒判断，以及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摘编自《经济体制改革》详细

　　【张宏：优化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路径】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宏指出，现实中，企业的慈善意识已被唤醒，企业已成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但还需进一步激发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积极性，优化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方式。优化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我们应该作做到：一、完善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支持机制。二、构建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多样化渠道。三、加强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内部管理。四、引导企业参与社区公益慈善行为。

　　摘编自《光明日报》详细

　　【肖金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效应】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金明指出，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效应，旨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治改革的基础制度，政治改革，包括政府改革、司法改革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效应，旨在稳定政治改革民主方向、稳固政治改革的基础制度、稳妥政治改革的宪法政治道路。适应政治文明、国家治理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基本功能和基础地位，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成国家第一制度，使其成为真正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释放其应有的政治效应。

　　摘编自《法学论坛》详细

http://theory.gmw.cn/2014-06/11/content_115787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