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主持人、文化学者 张志甫

　　人物简介：

　　孟祥才，山东临沂人。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制度史·秦汉卷》、《中华魂丛书·开放卷》、《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梁启超传》等。其中，《中国政治制度史·秦汉卷》获山东省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道德伦理密不可分

　　主持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现在有学者指出，孔子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政治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对此，您怎么看？

　　孟祥才：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价值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节俭反奢”等，都超越了时空、阶级的局限，为世人普遍接受。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各个层面的优秀部分很好地梳理、总结出来。譬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所谓政治文化，简而言之，就是政治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观念。由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关系，使得政治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道德伦理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我们不妨先来讨论一下儒家文化的政治思想。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用以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从表面上看，仁学讲的是个体修养与家庭内部问题，如孝悌忠恕等似乎与政治并无关系，实则不然。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家就是国的缩影，而国则是家的扩大。所以孔子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等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呢？

　　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其阐释的道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出一辙，其着眼点都在于加强个体修养，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尤为注重“内圣外王”之道。在这里，“内圣”与“外王”是一致的。统治者只有先做到“内圣”，使自己具有圣人般的理智和情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然后推己及人，“为政以德”、“克己复礼”，才可能使“天下归仁”，最终实现“外王”的目的。这里所说的“礼”，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即尊卑贵贱有别，亲疏长幼有序。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寓仁入礼，以礼释仁，其目的就在于整个社会和谐安定，礼运大同。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关心个人伦理，但更关注家国政治。它把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统治政权紧密捆绑在一起，为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历史层面上讲，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一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在之后两千多年里，儒家思想被充分应用于中国社会国家治理实践，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东方智慧。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主持人：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尽管经历了不少变化，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原则、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结构以及政权运作的基本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呢？

　　孟祥才：要谈政治文化，必然要讨论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其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有三个特点，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在正常情况下，其组织的严整细密，控驭的有效得力，效能的强大无比，在世界上堪称一流。所以有研究政治学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从今天来看，这一制度固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如专制主义、家长制、“一言堂”、高度集权、政治腐败、人治原则等，但它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历史上展示了明显的优越性。这种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衡观念。如中央政府内部的分工，由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度演变为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演变为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等，再演变为明朝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再进一步演变为清朝的军机处、六部、翰林院等。如此发达的政治分工，是行政体制完善与行政管理经验成熟的标志，也是权力制衡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秦汉以来，所有封建王朝都设立御史以纠察百官，设立言官以谏议皇帝及朝中主管长官，这些都是重要的权力制衡措施。隋唐时期形成的三省制使权力制衡进一步得到加强。唐朝“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宋朝在元丰改制后，实行“中书省取旨，门下省砚赛，尚书省旋行”的制度，这在中国古代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权力制衡机制。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制衡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独裁和专制。由于皇权不受制约，因而这一制衡体制本身是不够完备和彻底的，其制衡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积累了一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经验，如人才选拔中的考试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从广大知识分子中选取了不少有用之才。以科举制为例，虽然它在考核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制度层面上是相当严密、规范的。它用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为中国历朝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执行的严格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

　　另外，在官吏任用、管理方面，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及较完备的行政法规等，如中央监察制度、回避制度、官吏互纠制度等，对防止官吏的渎职、腐败起了较好的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主持人：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形成都受到特定的经济、地理、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并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没落。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善的今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何价值与意义？

　　孟祥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巨大智慧和技巧。与制度相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其中一些

　　政治思想观念，经受了历史的长久筛选和锤炼，不仅作为一种共同的规范意识为人们所体认和遵循，而且被作为一种价值尺度，用以评判人们政治行为的合理性。

　　比如大一统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一观念自周秦以来就成为神州大地上各民族的共识。春秋时期，列国纷争，战火不断。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和万千百姓都急切关注着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宁。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时，讲出了3个字：“定于一。”即只有国家实现统一，才有和平与安宁。秦王朝的统一，使这一观念进一步强化，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将其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大一统观念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大一统观念的浸润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互通有无、双向融合，组成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园。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直至今日，任何企图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中华儿女的一致反抗。

　　比如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大约源自周公。周公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稿之难，闻小人之劳”。孔子崇尚“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主张惠民、恤民、教民、养民、富民。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理论。唐太宗李世民一再强调“载舟覆舟”的道理，力主以仁义为治。如此等等。

　　虽然这类民本思想都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为了得天下并保天下，与近代民主理念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进步、最有价值的政治意识。从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之一，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凝聚着每个人的力量和梦想的“中国梦”，不难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人民群众被置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又比如反腐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强烈的反腐意识。腐败加剧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动摇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并且不止一次成为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凡是具有正常理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不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中国封建社会诸多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在惩治腐败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认识之深刻，态度之坚决，方法之奏效，手段之酷烈，效果之显著，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实为罕见。由于朱元璋在反腐问题上敢动真格并持之以恒，因而在其当朝的30年间，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局面，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吏治环境。这对当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尽管其中也包含不少糟粕（如君权神授、“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思想等），且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也有本质区别，但只要对其加以认真改造，必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主持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三个方面，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部署。当下，如何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孟祥才：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观念，主要服务于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需要。毋庸置疑，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传统政治文化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但是，传统政治文化早已渗透到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会也不可能立即消失。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界“左”的思想非常厉害，以致喊出口号：与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这种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不仅是错误的，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内化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即使是那些叫嚣着与传统决裂的人，也无法斩断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如此。从我们现在实施的诸多政治制度（如中央巡视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中，就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子。

　　秦朝以后的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直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历史的演进，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的多次重大变革，都使中国政治文化发生相应的嬗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日益健全和完善。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全面、具体、深入、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服务。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外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应该在坚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秉承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世界多元政治文化交流与对话，有选择地吸纳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到的自由、平等、法治等，都借鉴、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从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部署，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人民必将写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壮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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