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在读书

上世纪70年代，高兰夫妇与张志甫(右)在梅园新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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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通讯员　张洪刚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今年的6月29日是现代文学史家、朗诵诗人高兰先生(1909年-1987年)逝世27周年纪念日。抗战时期，高兰通过朗诵诗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国土，赶走侵略者，被尊称为“钢铁的喉咙”，是抗战诗歌史上的代表性诗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他则和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被称为“冯陆高萧”五位名教授。

　　“叫喊”出来的诗歌

　　高兰，本名郭德浩，生于1909年10月11日，黑龙江瑗珲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为接受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进入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高兰的学生、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志甫告诉记者，先生在黑龙江读书时，就喜欢冰心的诗文。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后，便师从于冰心。正是冰心严格的治学精神，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将他引上诗人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读大三的高兰，有家不能归，顺遂心意参加了南下请愿及抗议活动。高兰原本热衷于晏殊、晏几道们“花间词”的研读，从南京请愿归来后，他放下了对“二晏”的研究，在郭绍虞和郑振铎的指导下，改为研究亡国君主和词人李煜的命运和作品，借古喻今，撰写了一部《李后主评传》。在序言中，他坦言，这本书“意借李煜的亡国之痛激励国人奋起抗日”。

　　大学毕业后，高兰到北平义勇军指挥部秘书处工作，正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他用新诗宣传抗战救国，与冯乃超、锡金等人一起探讨诗歌朗诵问题，开始进行创作实践。

　　“高兰的朗诵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叫喊出来的！”张志甫说，1937年卢沟桥的枪炮声把高兰从迷茫中惊醒，他的诗一改往日的沉郁而变成愤怒的呐喊，并倡导朗诵诗，把朗诵诗变成号角，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1937年10月19日，各地文艺工作者云集武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著名电影、话剧演员王莹在纪念大会上朗诵了高兰的诗《我们的祭礼》。这不但是一首悼念诗，也是一首动员人民大众起来抗战的鼓动诗。这期间，高兰的朗诵诗，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下《我的家在黑龙江》《展开我们的朗诵诗歌》《迎一九三九》《夜行》《咱们，立下最后的誓言》等诗篇。

　　在《我的家在黑龙江》一诗中，他写道：“就在那山岗！那雪野！那冰川！那高粱红了的青纱帐！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放下了锄头犁耙，拿起了所有的刀枪！卷起了沙漠的狂涛，卷起了雪海的巨浪，燃烧起反抗的野火，燃烧起争生死的火光！把奴隶的命运，把奴隶的枷锁，一起都交付给了抵抗！他们流血，他们死亡！但是他们，父亲死了，儿子补上！丈夫死了，妻子填上！他们要用血，他们要用肉，他们要用光荣的创伤，筑起铁壁铜墙，保卫自己的家乡！”

　　在《给姑娘们》中，他写下“我们只有誓死抵抗，希求真正的民族解放”的诗句，鼓励自己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从未走出过闺房的少女们，都能够走下绣楼，换上戎装，拿起刀枪。

　　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他开始使用“高兰”这个笔名。“先生的笔名是有来由的。一天，他写完报告文学《记天照应》，突然望见墙上挂着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合影。先生很喜欢这两位大家的作品，他由此深受启发，从而各取其名字中的一字起名‘高兰’，以示自勉之情，这是先生第一次用此笔名。”张志甫说。

　　1938年2月，高兰的第一部诗集《高兰朗诵诗集》出版，同年夏天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高兰朗诵诗》。

　　血雨腥风下的朗诵

　　1938年，武汉失守后，高兰来到重庆。那时的重庆，弹片横飞、炮火弥漫、血雨腥风。在高兰等人的倡导下，朗诵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诗人们纷纷走上广场、街头、集会、舞台，用高亢的声音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鼓舞起群众坚持抗战的斗志。

　　高兰朗诵自己的作品，也朗诵郭沫若、闻一多、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是当时著名的朗诵家。

　　高兰的同事、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开晋说，抗战期间，高兰最为著名的一首朗诵诗，是悼念他夭折女儿的《哭亡女苏菲》。1941年3月，高兰七岁的爱女苏菲(小名小鱼)患上了疟疾，颠沛流离的他用尽了自己仅有的家财，也没能救活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含苞待放的小花蕾夭折了。高兰痛不欲生，含泪把她葬在重庆歌乐山下。

　　女儿的不幸离世，让高兰在悲痛之余陷入深重的思考，女儿的命运不正是那个年代里许许多多流亡家庭的命运吗？次年春天，在纪念小女去世一周年时，高兰含泪写下了这首题为《哭亡女苏菲》的长诗。

　　“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孩子啊！你使我在贫穷的日子里，快乐了七年，我感谢你。但你给我的悲痛是绵绵无绝期呀，我又该向你说什么呢？……”饱含深情的诗文，细腻而缠绵地抒发了一个慈爱而无助的父亲对孩子的深切悼念和愧痛之情，反映出抗战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血与泪凝成的诗篇，很快被广为传诵。当时许多学校的孩子都把这首诗作为诗歌朗诵的保留节目，每次朗诵时，听众都眼含热泪。高兰后来曾回忆说，他的朗诵诗中，被朗诵次数最多的就是《哭亡女苏菲》。在他被约请朗诵的许多次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学的朗诵。那次朗诵中，全场人为之泣下，不少人竟失声恸哭，纷纷上台簇拥着也是泪流满面的高兰。

　　还有一次，高兰和诗人光未然一起到北平师范大学参加文艺集会，应邀在操场上向全校师生朗诵《哭亡女苏菲》。可朗诵了不到一半，就因特务捣乱，熄灭了电灯。黑漆漆的操场上，学生们群情激奋。两名学生手持红烛，伴在高兰身边，为他提供光亮，直到他朗诵完毕。

　　置身山大潜心育人

　　1951年3月，高兰随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他便留在山大任教，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此时，他写诗不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诗歌专题的研究工作中。

　　尽管身体不好，但高兰上课从不坐着，坚持站着上课。他常说：“当老师就是要付出，就是要付出劳动不辞辛苦。学生每天有很多课，我上课也就一两次，站着上课有何不可？老师尊重学生，学生就会尊重老师，学生尊重老师也就是尊重知识。师生互相尊重，就能产生求知的气氛。”

　　做起学问来，高兰更是一丝不苟，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吴开晋回忆说：“我是1978年来到山大任教的，和高兰先生在同一教研室工作。在他的提议下，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现代诗歌硕士点，一起教授硕士研究生。他讲授现代诗歌，我讲授当代诗歌。高兰先生授课时，贯穿了他古今融会、中西贯通的教学方法，令人印象深刻。”

　　身为知名的大学者，高兰却非常谦和，平易近人，毫无教授、学者的架子。1979年，在郭沫若逝世一周年之际，张志甫陪同高兰参加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教授、学术名流云集四川。“当先生介绍我时这样说道：‘这是山东大学张志甫老师。’当时我只是山大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没想到先生会这样介绍我，我感动极了。”张志甫回忆。

　　高兰晚年因患糖尿病，腿上有脉管炎，行动极不方便。可是学生组织诗歌会、朗诵会经常请他参加，他总是有求必应，应了就一定到现场。一次，山大中文系组织诗歌朗诵会请高兰参加，那天外面下着大雨，考虑先生的身体状况，张志甫建议高兰天气不好就别去了。可高兰说：“答应了的事，怎么会不去呢？学生有要求，要尽力去满足，天不好我们就早点走吧！”张志甫只好搀着高兰到达会场。“那时学生们只要见见先生就很满足，可是先生总要朗诵一段，尽量满足学生。”

　　高兰酷爱京剧，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在青岛时，他就组织起爱好京剧的师生，在办公楼地下室拉京胡，敲锣打鼓唱京剧。他能唱老生、花脸两个行当，也经常参加学生们的京剧活动。“主任驾到”，他就唱一段《王佐断臂》和《铡美案》，一招一式颇有范儿。有时他还辅导同学学一些戏剧知识，为此还曾带同学去看“茂腔戏”。有著名京剧演员到青岛演出时，他也会带领学生一起去看。1954年，高兰同山大师生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共同出演了京剧《苏三起解》，广受师生欢迎。

　　高兰对京剧有浓郁的感情。晚年住院时，他的病房窗台上就摆着他与著名女花脸齐啸云的合影。

　　“我的家在黑龙江”

　　时代风云变幻，高兰的人生也随着时代经历了若干次跌宕起伏。1957年“反右”运动中，高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入冷宫。不能教学，不能再朗诵诗，也不再敢说话。1966年，他在“文革”中被抄家、关牛棚，受到严重冲击。

　　据吴开晋回忆，“文革”结束之后，他调入山大中文系后，与高兰时常谈心。谈起“反右”和“文革”中所受的苦难时，先生比较沉默，既不诉苦，也不怨恨，总是很宽厚、很平静、很简单地说过去的事情。说到自己劳动改造的日子，他也是总说别人的好话，“实际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们对我都很不错的，有位老贫农看我热爱毛主席诗词，劳动又肯卖力，就对我说：‘老高，好好干吧，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贫下中农！’听了这话我都流泪了……。”

　　“高兰先生谈到抗战时期，说看到共产党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史实，就渴望加入共产党，但未能实现。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不同了，许多事情都想清楚了，我还能不能在晚年争取入党呢？’我把先生的愿望深深记在了心里，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校系二级领导格外重视。我把组织上欢迎他入党的态度转告给他，他欣喜异常。”1982年，73岁高龄的高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却了一辈子的夙愿。在入党的当日，他激动地写下了《入伍吟》：“莫道桑榆晚，发白心愈坚。有幸终入伍，矢志效春蚕。”

　　晚年生活中，高兰对诗歌朗诵仍然念念不忘，抱病重编了《高兰朗诵诗选》《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两部书。

　　张志甫说：“1987年，先生的糖尿病已到晚期，一天抱着被子从病床上掉了下来，我赶紧扶起，‘先生您怎么了？’‘我去校对我的书稿去！’为此，我跑出病房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是先生的遗愿，我和中文系的同事想尽办法将《高兰朗诵诗选》样本从印刷厂取来，送到先生手上时，他虽已不能说话，但双唇还在吃力地颤动着，接过书静静放在自己身旁。”

　　6月29日，一代朗诵诗人高兰离开人世，享年78岁。在整理先生遗容的时候，张志甫将《高兰朗诵诗选》样本书，装进了他的口袋。四个月后，《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然而，令张志甫遗憾的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兰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我的家在兴安岭之阳，在黑龙江的岸上！江北是那辽阔而自由的西伯利亚，江南便是我生长的家乡。”高兰在《我的家在黑龙江》一诗中写下黑龙江一年四季的壮美风光，散发着黑龙江大地泥土的芳香，把家乡写得十分迷人、可爱。他无时无刻不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尤其在晚年，这种思乡之情更强烈。

　　张志甫说：“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想回老家看看的想法，我曾经承诺，在先生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定陪先生回家，满足他的愿望。有一年我和先生曾任教的黑龙江大学取得联系，提议在黑河召开高兰诗歌讨论会，黑龙江大学积极支持，并希望高兰先生到会，为他回家乡创造条件。但由于健康原因，先生回故乡看看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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