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雪萌

　　 “身份”在中国，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个体识别标志，更是一种阶序意识，一种行为规范，乃至一种价值观念和心理情结。今天我们谈到一个人的身份，更多不是指身份证上的那一串识别号码，而是说你在体制内外的位置：同样是作家，作协的就比自由撰稿人有身份；同样是企业家，国企就比民企有身份；同样是学校，公办的就比民办的有身份；同样是找对象，有编制的就比合同制的有身份……

　　小沈阳调侃说自己是“有身份的人”，“那什么是有身份的人呢？就是有身份证的人！”但是生活中，只有身份证远远证明不了你有身份。“身份”是一道看不见的门槛与壁垒，顽固地横亘在体制内外之间。专家表示，身份歧视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个不和谐的音符。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消除传统的身份歧视观念尤为必要。

　　时值毕业季，中央财经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小姜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去摩根大通集团北京分公司做一名项目经理，还是回到家乡——一座二线城市报考市级公务员。两份工作的条件对比一目了然：一个专业对口、起点即年薪20万，且位于首都北京；一个是机关单位，坐办公室，但好处是有公务员身份。

　　最终，听从在市委工作的父亲的授命，小姜选择了回到家乡，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某民主党派市委办公室的一名科员。用小姜父亲的话说，“很快你就会知道，所谓年薪20万，在体制内的身份保障面前不值一提！”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薛莉说，职场明显地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阵营，其中生态氛围和行为规则各不相同，“一个外企的中国总经理，签单权肯定比不上国企的实权派副处级”。

　　工作生活中，无论是轻松随意的饭局还是严肃的会议座谈，身份都是一个微妙的元素，决定着人们互相之间的态度。而就行业来说，无论是行业地位，还是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民企与国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都远远不能相比。

　　为什么我们对于“身份”如此敏感、如此尊崇与迷恋？除了长期以来阶级社会一代代传下来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更重要的原因，是身份后面所附着的特权决定着人们的认识，是规则漏洞造成身份歧视。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已经严重阻碍着我们社会经济与文明的前进步伐。

　　现象僵化观念造成身份门槛

　　据报载，某位知名青年作家，已经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在国内和省内多次获奖，虽然在某杂志社工作，但却不是杂志社的在编人员。他想评个副高职称，只能到人才中心去申报。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冷淡，翻看着他的长篇小说，慢吞吞说“你只能申报初级职称，不能破格，更别说连上两个台阶”。

　　这个情形并非特例。就算你有了响当当的成绩，但因为没有一个身份，也只能游离在体制之外。2013年，作家莫言再次被山东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他就曾笑言，自己没有学历，担任教授“很忐忑、没有底气”。可见没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认可，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几分“心虚”。

　　身份门槛的造成源于我们僵化的观念。然而回顾并不久远的历史，我们曾经历过解放思想、唯才是用的自由风气。

　　国学大师、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同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中学都没有毕业，却同时在北京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时候，也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身份。画坛巨擘齐白石没有上过一天学，自然没有学历。……假如放在今天，这些大师恐怕很难能进入高校或画院，也必然难以评上职称。

　　看看国外，里根总统要是生活在中国，可能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而乔布斯这位没拿到毕业证的退学生，找工作时第一关就会被拦在门外。可见以身份标签来划分人群，是一项简单粗暴的工作，执行起来固然十分简便，但却远远不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B 体制让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去年1月4日，哈尔滨448名事业编制环卫工正式上岗。这次招聘有29名研究生报名。其中22名落选，主要是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而且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消息一出，舆论热议不止。尽管公务员热、事业编制热已经开始降温，但这个“金饭碗”仍然还是很多人的向往。报端不时有“开着宾利参加公考”、“富二代放弃继承家族产业报考公务员”的消息爆出。买得起宾利，家庭条件早已跨越小康，但丈母娘还是逼着准女婿去考一个月收入几千元的小科员，且连考6次，大有不进体制誓不罢休之势，其理由则是“在办公室做，有权力，上得快，别人见了三分怕”。

　　体制内的一个身份，尽管可能只是一个最普通的身份，却能让“宾利”为之折腰，足可见其力量有多么强大！

　　有个微信段子说，车要开单位的、购物要花单位发的卡、吃饭要别人请，工作要让别人去做……总之“越是生活不能自理越是成功者”。的确，对体制内身份的热衷，这一态度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身份优越感和畸形的价值观——靠自己勤苦劳作才得食的人，是没本事的失败者；轻松混饭者才是成功人士。

　　体制内的人员比社会上其他职业有更大的优越感，管理或掌控的社会资源也较多。其工资、待遇和养老保障都比较好，这是公务员热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针对人们纷纷拥向政府机关的现象，有人担忧：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创造能力的一群人都去当官了，这样的社会还有创新与活力吗？

　　“凤凰博报”刊文称，体制是一个分配结构而非生产性的，它造就的分配格局构成了所有体制内人士的生活世界。体制因为掌握分配权固然生存无虞，但其本身却没有创新能力。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死在编制里”，那么这个国家个人虽暂时无忧，但社会堪忧、国家堪忧。C 歧视体制之外被“另眼相看”

　　我国在制度性层面上长期以来就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即越靠近公权力则越属于体制内，相应法律保护越高。如国家机关相对于国企属于体制内，而国企相对于外企则属于体制内。我国体制内外的人群相对凝固，相互之间流动甚少，也非常困难。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环境下，我国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凝固化的身份差别，这种身份差别是由单位差别和人员差别构成的。这种差别通过取消人员流动来实现，基本上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身份”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中共党史研究》副编审王爱云著文称，身份社会将每个人定位在某个身份体系中，给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首先它阻隔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知识技能和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影响了社会平等和公正，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不公平；其次它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与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三，它影响了法制社会的建设进程，一整套身份规则仍然有莫大的权威，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有人甚至认为身份社会是一种非法制社会。

　　对体制外人才问题颇为关注的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桂昭明教授表示，社会地位的欠缺以及在人事档案、户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折射出对体制外人才的“另眼相看”，是非科学人才观的集中反映。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许多改革措施直指身份社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拓宽了体制外的社会空间，人们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身份社会存在的经济体制基础被摧毁，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涤荡，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了从计划身份到契约文明的社会进步与转型。D 探究“身份社会”如何终结

　　体制内、体制外，有编制、无编制，同样的劳动，不同的报酬福利待遇。由此衍生的身份歧视、行业歧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个不和谐的音符。

　　有人形容“体制内外两重天”。一项调查表明，“体制外”人才普遍压抑感强、压力大，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放弃人事、户籍档案从某大学出走，到宁波一家国营企业任职的杨博士坦言，由于传统体制观念作怪，“体制外”员工的地位不高，相应地就有压抑感。机关事业单位中“不在编”的群体，目睹“在编人员”在分房，升职或被授予重任、外派学习时受到的“优待”，虽然自己能力与之不相伯仲甚至更强，但却因为不在“体制内”而不能享受，其不稳定感、漂泊感的产生不可避免。

　　我国的身份歧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历史因素所形成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以及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某些缺陷。

　　《人民日报》“时事观察”栏目曾做过一个专题：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文章表示：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说，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

　　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梅茵提出，“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我国改革开放所走的道路，正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的过程。一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地通过彼此的契约而得到表现，这将使每个人被公平地对待而不是因为身份受到区别对待。

　　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继续以“身份”区别人群，不仅是落后的，甚至是愚蠢的。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而大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营造健康的社会心态，这才是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的前提。

　　（原标题：身份：壁垒高立“破壁”不易）

http://news.sina.com.cn/o/2014-07-09/1139304929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