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晚，我在微信朋友圈忽然看到王学典老师写于去年9月的文章：《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痛悼张金光先生》，惊悉张老师已经作古，这不啻一记重锤猛然敲在我的心头。

　　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张老师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原本以为索然寡味的学问，被张老师讲得透辟精警、余音绕梁而又不失生动活泼。在文史楼三楼清幽的小教室里如坐春风、如醉如痴的泛泛印记，顿时伴着感伤奔涌而来。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沉痛的嗟叹，既有对张老师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又有对张老师一生清贫的深切同情，读完王老师的文章，我以颤抖的手留言：“哲人其萎！不胜悲痛哀悼之至！”

　　一

　　大学毕业后我回地方工作。没有想到，张老师竟能记起他的十多前的本科学生！2008年11月27日晚，我派出的记者采访归来告诉我，参加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的专家中，有我的大学老师张金光教授。我很惊喜，立刻后悔没有去采访。听到张老师还记得我时，我的感动油然而生。在阳谷，他对同事说：“你们报社，有我的一个学生”。同事懵然，他接着说：“名字三个字，中间是个‘仙’字”，同事说出我的名字，他笑逐颜开，说：“对，就是他！”

　　我打算次日去阳谷拜见张老师。转念又想，毕业有年却毫无学问，亦无事功，有何面目去见业师呢？不觉踌躇。第三天，当我下决心去见张老师时，张老师已回济南了。如今，张老师遽归道山，这件憾事再也无法弥补了。

　　光阴虽如滔滔逝水，却总有镜头永难磨灭。记得临毕业时的一天午后，在文史楼旁小树林东侧的大路上，我从南向北走，张老师骑着“木兰”牌小摩托车从北向南来，他停车与我闲话。那一刻，路上只有我们师生两个，阳光明媚，蓝天高远，轻飏的法桐枝条送来缕缕清风。得知我报考北大民法研究生败北，回地方工作，他仍以不紧不慢的语调殷殷勉励我勤求学问。

　　《学记》中有言：“亲其师，信其道”。毕业后，每从网上购书，我必定把大学老师的名字搜索一遍，凡遇新著，必购而读之。张老师于2004年出版的《秦制研究》，煌煌近百万言，叙述精粹，引证宏富，论证绵密，识见有力。其长篇自序，总领全书，博大恢宏；其后记，悲凉激越，与史迁《报任安书》相类。

　　对于张老师的学问，囿于学力，我无从置喙。兹举两例，以见张老师的学术地位：其一，张老师发表在1983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的论文《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与钱穆、张光直等学术泰斗著作同被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规定为必读参考书目。其二，2011年山东大学老校友、誉满全球的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所表扬的当世学人唯一一部相关著作，就是《秦制研究》。

　　二

　　有谁比张老师更不像大学教授呢？头发蓬乱，面容清癯，后背微驼，瘦削的身材愈显皱巴巴的旧衣服空空荡荡，完全一幅田间老农形象。唯二目如炬，深邃有神；面聆謦欬，方可感其大学者的韵致与气场。惜乎造化弄人，精神有时不能变物质，特别是在那个“脑体倒挂”的年代，“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乡下妻子加上五个孩子，张老师的寒素可想而知。

　　王学典老师在悼文里写道：“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房，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的那些名留学术史的论著都是在饭桌上写成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书架！其实他根本用不着书架，因为他甚至没有自己治学的专用书籍！他买不起书。”

　　张老师生于1936年，于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返乡；1978年考上山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据说，张老师本来学明清史，之所以后来改治秦汉史，仅因秦汉史资料到处有，不需自己再掏钱买书。

　　生存权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人权。张老师在学校南门附近开了一间包子铺，课余，他在餐馆忙里忙外。正如他自嘲的那样：“我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求生、为学并进，实为一致，不可偏废，一有闪失，便是全线崩溃”。在一些人看来，大学教授混迹于引车卖浆者流，很不体面，甚或有辱斯文。可是，每次我们从餐馆路过，张老师都会主动招呼我们，笑容可掬，没有一丝尴尬和难堪。

　　2012年第7期《史学月刊》，有一篇他接受访谈的文章，张老师感慨道：“自上世纪50年代末，迄今半个世纪，总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的学术生态环境可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人生为学易，求生难！”

　　日逐为生计奔波、在夹缝中作学问的张老师，授课极为认真。他十分喜欢与学生交流，以至于课间很少走出教室休息。他鼓励我们思考，对于我们幼稚、浅薄的提问，从不耻笑，而是见微知萌，生发开来；阐幽探赜，引出深刻道理。记得有次我问张老师，汉人不如匈奴人剽悍骁勇，为什么最终的胜利总属于汉人。张老师说，从小的层面上看，靠计谋！从大的层面上看，靠文化！这样的讲解，尽而有余，久而弥新。

　　当年，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历史无用论”甚嚣尘上。张老师在课堂上疾呼：“不要拒绝看似‘无用’的东西。仅知‘有用为有用’乃目光短浅者所为。‘无用之为大用’是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还强调：“历史学培养的是一个人的心胸、气质和思维方式，而不是教给你具体的技术性的知识。历史学能给人以能力，能内在地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张老师的话我都记下了。山大四年，除去课堂笔记，对于诸教授的教诲及我的感悟，常于课后信手涂抹。前些年偶从旧箧中检出，遂整理成册，凡6万余言，乃命其名曰：《那四年》。

　　三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这也是我的真实写照。可是，我没有足够的定力，大三时，随波逐流跑到法律系辅修法律。令我失望透顶的是，法律系的讲授大多照本宣科，枯燥乏味，较之历史系课堂的精彩、精妙、精微，说霄壤之别，不是很夸张！在法律系，我的所得甚少，怅怅然，恨恨然，以至于辅修证书都懒得去考。

　　历史系对我的精神滋养之深之厚，年逾不惑，才渐渐体悟。我生于穷困的乡下，没有家学渊源，更兼乡村教育粗陋不堪，而竟得以沐浴学问光芒、一窥学术堂奥，全赖历史系诸教授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悉心传道、授业、解惑。

　　鲁迅说：“治学必先治史”。曹聚仁说：“中国的一切学问都从史学中来”。我之所以对山大历史系心怀感念，是因为在诸教授的引导下，我曾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过一个多么新奇、多么纯粹、多么和熙、多么瑰丽的世界。张老师的课以及王学典老师的史学理论、孟祥才老师的秦汉史及古代思想史、王晓毅老师的魏晋玄学史、王育济老师的宋明理学史、刘新利老师的世界中世纪史、郑群老师的西方史学史、晁中辰老师的华侨史、朱茂铎老师的中德关系史、李德征老师的中国近代史、崔大庸及刘凤君老师的考古学、孙明良老师的佛学史等等，都是我今生今世受用不尽的养料。

　　鄙乡贤季羡林先生在《学海泛槎》中感慨道：“人生难免会浪费一些时间，难免走一点弯路。如果从小学起就能决定自己一生研究学问的方向，所学的东西都与这个有关，一点时间也不浪费，一点弯路也不走，那该多好啊！”可是，我走的弯路太多、太远，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不能传薪、光大张老师的学说，十分惭愧！

　　多年前我有一个念头，若有一天我能出版一本小书，那时再去济南拜访业师不迟。可是，现在，真的迟了。

　　“以学术为宗教式生存方式”的张老师，必将在他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学问中获得永生！

http://news.lcxw.cn/wangxianming/bjyj/20140813/5632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