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诗伯、徐世琳夫妇结婚三十周年

　　今年9月21日是著名国际友人、著名学者、山东大学教授金诗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为深切缅怀其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金诗伯原名萨姆·金诗伯，于1914年9月21日生于苏联赤塔，系俄罗斯族人。他一岁随父母来到中国，由满洲里、哈尔滨而上海。1932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肄业；1947年3月从上海到解放区烟台，参加革命工作，任英文报编辑，外事教员；1948年10月至1951年2月，在华东大学俄语系任教；1951年3月至1985年6月，在山东大学外文系、公共外语教研室执教，先后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外文系俄语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公共外语教研室主任。1953年金诗伯加入中国籍，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11月，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金诗伯因病于1993年10月4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0岁。

　　热爱中国 投身革命

　　金诗伯在家中排行老三，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出生的男孩。由于他是犹太人，常受到同龄小伙伴的冷遇和歧视。1918年金诗伯一家来到哈尔滨。1926年举家迁往上海。父母为了让他在上海学到地道的英语，先后把他送到西童中学和工部局中学上学。尽管当时的旧中国风云变幻，他仍专心致志地勤奋学习，1932年在震旦大学肄业。他精通俄语、英语、法语，曾在外国人经营的企、事业中做过科员，当过文书，做过编辑。

　　“九一八”事件、伪满洲国建立、游行……在上海，他耳闻目睹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经历着中国的沸腾与起落，见证了中国人民齐心合力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和斗争。从1927年到1932年上海保卫战结束的这段时间，金诗伯对整个中华民族有了成熟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我对中国人民更加敬佩，更加同情，这都是事实。

　　金诗伯的老同学维克多和德国女共产党员安娜，对他参加革命起到了启蒙作用。通过维克多，他了解到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懂得了一些浅显的道理。1946年夏天，他认识了德国共产党员安娜。在她那里，他又结识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负责同志，从而了解解放区的许多情况，产生了对解放区的向往。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投奔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出把力。

　　1947年3月14日，金诗伯经中共上海办事处高干姚仲明介绍，乘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船到了解放区烟台，同年夏天参加革命工作，并把中国当成他的第二故乡。从此，他和地方干部同吃农家饭，共穿粗布衣，以战友和同志的关系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快乐。

　　在烟台解放区，他从事翻译工作，辅导同志学外语，担任由胶东行署外事特派员办公厅主办的烟台英文日报社编辑工作。该报出版后，还随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船只运往香港，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介绍解放区情况，发挥了一定作用。

　　结识吴富恒、陆凡夫妇

　　金诗伯与山东大学原校长吴富恒、陆凡夫妇有着46年的友情。他们相识于1947年3月，同船从上海到烟台解放区，到华东大学，再到山东大学。他们从相识到成为朋友，从朋友到成为同志，彼此友情深重。

　　金诗伯与吴富恒、陆凡是在出行的船上认识的。当时吴、陆二人随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从上海撤退到山东烟台解放区，偶然了解到金诗伯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便对这个谦逊踏实、精力充沛的外国人产生了好感。

　　到解放区后，吴富恒、陆凡被分配到外事办公厅所属的烟台英文日报社工作。后来，金诗伯也到报社帮助工作，就这样吴富恒夫妇与这位热情率真的革命友人渐渐熟络起来，成为了朋友。有一天，金诗伯找到吴富恒夫妇，让他们教他中文，陆凡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富恒会俄文，我不会，我教你中文，你得教我俄文。从那时起陆凡开始跟金诗伯学俄文，并教他学中文。当时金诗伯还没有中文名，他拜托陆凡帮他想一个。陆凡经过一天的思考，译出了“金诗伯”这个名字，并告诉他：“金”是金属之冠，希望他意志坚定；“诗”是诗歌；“伯”是对年长人的称呼，“金诗伯”这三个字就是有坚强意志的年长的诗人。金诗伯听了很高兴，不断地练习说“金诗伯”这三个字，并且让吴、陆二人教他写这三个字。陆凡还用肥皂给他刻了一个图章。

　　在大分散的时候，因为金诗伯是外国人，需要特别掩护，所以和吴富恒、陆凡夫妇分开了一段时间。1948年，金诗伯从潍坊奉调到华东大学任教。这时，吴富恒在济南军管会教育组工作。1949年4月，陆凡也从胶东调到华东大学，他们三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在华东大学，金诗伯严格要求自己，不愿享受组织上给他的任何优待，过着和华东大学师生一样的供给制生活。他身穿绿军装，吃的是食堂伙食，住的是一间普通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小书架。

　　1950年5月，华东大学成立了俄文系。俄文系教职员总共五名：金诗伯任教授、何封任系主任、陆凡任助教、陆军为政治辅导员、年青干事王士信负责学生的生活。学生43人，分成6个小组。俄文系根据培养目标和师资条件，拟定教学计划和课程纲要，规定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时事研究、教育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国文、俄文、体育八门为各系共同必修课。俄文系课程为讲读及文法、会话、苏联现代戏剧选读、作文、读报、苏联名著选读、应用文、翻译、俄文速记及打字、俄文教学法，共十门。金诗伯认真授课、批改作业。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

　　1950年冬，华东大学从济南迁到青岛。1951年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华大俄文系并入山东大学外文系，金诗伯继续负责俄语专业教学，吴富恒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

　　1951年以后，金诗伯和吴富恒、陆凡夫妇都在山东大学教书育人。后来吴富恒担任了山东大学校长，忙于学校的行政工作，金诗伯和陆凡则同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我们三人不能像过去一样地一起在田间劳动，一起在课堂上课，一起在灯下聊天了。但是还是经常见面，经常谈话的。”吴富恒、陆凡在《风雨同舟四十年》一文回忆道。

　　悠悠山大情 拳拳报国心

　　金诗伯自1948年秋被安排到华东大学教书以来，就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从1950年在华东大学教授43名俄语系学生到1981年他送走51名“尖子班”学生全部出国深造，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俄语人才。

　　金诗伯热爱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教学一线，讲授英语、俄语多种类型的课程，先后担任过俄语专业一至五年级的实践课、俄语修辞学、俄语听力课、俄语会话、翻译等课程以及各类俄语教师进修课程；担任过英语提高班快速阅读、口语课、写作课及山东省高校教师进修班英语课等。金诗伯教学经验丰富，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深受广大师生的敬重和爱戴，他多次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在山东省教育界享有盛名。

　　金诗伯素以“分秒必争”为座右铭。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挤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结合教学进行了大量的教材编写工作，曾撰写和翻译俄语实践课各类教材，参加了《俄语疑难用法辞典》的编写工作。他的译著有：《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诗与真实》、《美学中的自然主义》、《水浒梗概》、《元帅外交家》、《趣味英语》。他的著作《我在中国的六十年》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诗伯曾担任全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及山东省世界语协会顾问、山东大学外语评审委员、《俄语疑难用法辞典》编委会顾问、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是山东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

　　1984年10月，金诗伯被授予高教连续工龄二十五年的奖章和高教连续工龄三十年以上的奖状。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获得这一荣誉的心情：“我手捧奖章和奖状，思绪万千、心情激昂。我衷心感谢党对我——一个外国出生、外国血统的知识分子的信任；感谢党交给我教育青年一代的崇高而光荣的任务。”

　　矢志不渝 晚年入党

　　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使金诗伯认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1年在华东大学，金诗伯用英语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由陆凡译成中文后交给了当时的教务长余修。后来余修告诉金诗伯，因为他还不是中国公民，所以入党问题不能解决。1953年金诗伯申请加入中国籍，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当时，他就立下爱党爱国的誓言：“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同样，我能付出的一切也应当是给党和人民的。”他积极要求进步，主动靠拢党组织，1957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他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十年动乱时期，金诗伯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曾为外侨、亲友仍在国外的大学教授，更是在劫难逃。他被关进“牛棚”，受尽冲击和凌辱，但他丝毫没有动摇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念。1981年12月和1982年7月，他先后向党组织递交了自己的第四、第五份入党申请书。终于在1984年11月，山东大学党委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根据党员标准和金诗伯的一贯表现和要求，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金诗伯在入党的当日写下了《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入党感想，他说：“这是我几十年来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念没有变，我已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长者虽逝，生命永存。金诗伯虽是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但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深厚、真挚、纯洁，金诗伯先生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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