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永杰 摄）

　　提起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戊戌变法中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其实不然，京师大学堂作为清朝政府官办大学是第一所。而在这之前，乘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便远来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已经将现代大学引入中国。日前在由山东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登州文会馆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创立的登州文会馆，拨开历史的遮蔽，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其实学校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萌芽，而宋代以来的各类书院、以及帝制时期的国子监、太学等等都具有类似大学的功能。但谈及现代意义的大学，与会学者认为必须首先摆脱传统的经学、神学的束缚，其次课程有没有开设、传授或者研究现代科学知识，是否强调服务社会的价值以及有无规范的办学制度。按照这一标准，登州文会馆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确符事实。

　　登州文会馆最先肇始于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创办于今山东蓬莱的登州蒙养学堂。学堂开设《三字经》、《中国历代王朝简史》以及算数、地理、科学、演讲和唱歌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当然作为教会学校《圣经》是必学科目。狄考文自编的教材《官话算数》，被全国中学广泛使用。该书首次将文字排列顺序改为横排，时人感到很新奇，戏称「蟹形文字」。算式采用阿拉伯数字，分横排和竖排两种方法。之后随学校规模的扩大，还加开了代数、几何、化学、力学、电学、天文学等课程，并进行各种科学实验。

　　1877年学堂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在狄考文的努力下，他从美国募集了一批先进的教学用具。其中包括一台发电机。这使得蓬莱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使用电灯的城市。同时，学校还装备了一台10吋反射望远镜。而图书室、阅览室、电机房、沐浴室、化学实验室、观星台以及博物馆等设施也陆续建成。1884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授权登州文会馆为大学，英文名称「Tengchow College」。这比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88年的惠文书院还要早。

　　中国现代教育之滥觞

　　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其办学制度、所培养的人才更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滥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时，有12位教习都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据说其西学教习中，只有一人不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京城之外的第一所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就聘任时任登州文会馆馆主赫士担任总教习，文会馆师生担任教习。其办学章程的主要条款均仿照《登州文会馆典章》。随后，该章程随光绪皇帝的谕令推广至全国。

　　据当时统计，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棋布星罗，几遍十六行省」，先后有200多所学校聘用其毕业生任教，一时供不应求。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贵州大学堂等早期著名官立学堂和教会学校，都有文会馆师生参与筹建或任教。创办于1879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也曾聘请多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担任教习。可以说，登州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也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好的大学。它的办学宗旨、管理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设施成为当时中国新式学堂的范本，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吊诡的「中、西学」之争

　　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流行思潮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学」羁绊了「西学」的普及，故而开展西学教育是中国学者的普遍要求。而恰恰相反的是，来自西方的教会势力则认为中国人不应抛弃自己的文化，他们希望这些教会大学能够「中国化」。于是中国学者要求西化，西方传教士要求「中国化」成为当时一个吊诡的学术争论。

　　由登州文会馆发展而来的齐鲁大学等教会学校，由于其办学经费来源于西方，在大学的本土化上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也曾发生过经费停拨等问题。而随1949年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些教会学校最终都被接管改造。虽然登州文会馆的办学活动只有短短40多年的时间，但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中国早期高等学堂的中流砥柱。今天回顾它的历史，也将引发我们对于当下中国大学的国际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香港文汇报记者 于永杰 山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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