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徐和瑾

　　我对杜拉斯有全面的了解，是通过翻译克里斯蒂安娜·布罗-拉巴雷尔于1992年在瑟伊出版社出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当时，漓江出版社编辑金龙格请我翻译此书，说是杜拉斯的一本传记。我于1999年9月完成译稿。不久后去法国拉罗谢尔大学任教，没有时间撰写译后记。在法期间跟作者取得联系，请教了书中的一些理解问题。回沪后看完校样，金龙格收到后要我撰写简短后记作为导读。由于译后记要得到法方认可后才能发表，我就对书中内容作了概述，并写成中法两个文本，供作者审阅。

　　这部著作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充实，书中有600条注释，根据法方要求应全部译出，再加上译者的200条注，因此翻译并不容易。译完后，我发现这部著作主要不是讲杜拉斯的生平，而是评论她的著作，在书中了解杜拉斯的生平，主要通过她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因此我觉得书名应译为《杜拉斯评传》，这一看法后来得到了作者的认可。而真正的传记，是克里斯蒂安娜今年4月在伽利玛出版社发表的《杜拉斯画传》，其中有200来幅照片和图片。

　　不久后，克里斯蒂安娜给我寄来《杜拉斯的〈夏夜十点半钟〉》。其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夜十点半钟》中译本，收入许钧主编的杜拉斯文集。

　　看了克里斯蒂安娜对该书的评论，我的注意力自然被书中的一段吸引。那是在经过动乱的一夜之后，三个旅客于中午在客栈休息，皮埃尔和克莱尔在离开玛利亚——皮埃尔的妻子和克莱尔的女友——之后到底干了什么事？

　　我看了苏影的译本及其译后记，译后记的内容提要中有这样的话：“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他们忍而又忍，还是在下一个午休停留的城镇开了房间。这一切全被玛利亚看在眼里。”那就是说，克莱尔和皮埃尔已满足了他们的情欲。译者的误读可以原谅，因为法国评论家对这一段也有不同看法，有些评论家跟这位译者的看法相同，如《杜拉斯传》的作者阿兰·维尔贡德莱就持这种看法。在此，我只引用克里斯蒂安娜得出的结论：“玛利亚确信自己的失败和克莱尔即将取得的胜利，对这通奸时刻的到来，似乎既想推迟又想提前。她同时有这两种冲动的想法，也许想利用午休的时间促成这期待的结局发生。这结局在真正发生之前，全都由她想象出来。”

　　不久后，为纪念杜拉斯辞世十周年，法国埃尔纳出版社准备出版专刊。克里斯蒂安娜是主编之一，她请我撰文介绍杜拉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于是参阅了宋学智和许钧的文章、王道乾《琴声如诉》和王东亮《劳儿之劫》的译作及其译后记、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和吴岳添的《法国小说发展史》以及袁筱一评论《情人》两个中译本的文章。杜拉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我一时找不到材料，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教授仵从巨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还把他尚未发表的文章《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提供给我使用。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总算完成了这一困难的任务。

　　几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作品，我选了《英国情妇》。译完后，编辑希望把书名改为《英国情人》，即许钧主编的文集使用的译名。我对她说，我用这个书名，是依据书中的一句话：“la menthe（薄荷）她写成了amante（情妇），就像un amant（一个情夫），une amante（一个情妇）。”既然作者把“情夫”和“情妇”区分开来，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另外，以前的译本把这句话译成“她把‘薄荷’写成‘情人’，男女情侣的‘情人’”。这样译既不确切，又显得滑稽。

　　杜拉斯跟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其实有不少相像之处。杜拉斯小说的篇幅跟莫迪亚诺相差无几。她跟莫迪亚诺一样，喜欢重复一个主题。她也经常在作品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两人的作品中都有童年、回忆和遗忘的题材。

　　当然，这两位作家也有不同之处。莫迪亚诺的小说能吸引读者看下去，即使读者跟书中人物一样什么也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他们所读或所经历的事是真是假。而杜拉斯的作品，正如法国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所说，既吸引读者，又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的作品以难懂著称。杜拉斯本人也说：“《情人》难懂，《大西洋的男人》很难懂，但又很美，因此就不难懂。”

　　看来，问题在于让读者发现杜拉斯作品中的这种美，这也是我们研究者和译者的一个任务。

　　（作者系法语文学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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