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左二）、克莱齐奥（左三）探讨「文学与人生」。杨云雷 摄

　　1944年「二战」烽火未靖，当四岁的勒．克莱齐奥跟随母亲和外婆逃难到法国乡下一块麦田时，捡到一些麦穗，被饥饿困扰已久的祖孙三人用咖啡机把麦粒磨成面粉。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回忆，那时的他内心深深感受到土地带给人们的希望。同样是诺奖得主，莫言四岁时正是内地「大饥荒」刚刚开始的1959年，属于他的饥饿还很漫长。

　　两位诺奖文豪早前在山东大学对话时，才发现是童年的饥饿体验，激发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关照现实──在生存面前如何保持人的尊严和体面。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于永杰

　　由山东大学主办的此次对话以「文学与人生」为主题，莫言与克莱齐奥畅谈各自的理解，并互相阐述法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感受。虽然被誉为法国「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但克莱齐奥强调文学最大的形式应该是自由，「作家只需把心中所想很自然地表达出来就够了，应该忘掉流派。」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毛里求斯人，自己因为生在法国有了法国国籍。这样的多重身份，使得克莱齐奥游离在欧洲主流文明之外，因而选择了常年穿梭非洲、欧洲、美洲之间，他称自己是「世界籍」。2013年起，他又开始在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每年为期三个月。74岁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穿梭在南大的校园内，他喜欢在食堂吃面条和米饭。他的同事特别担心他不了解「中国式过马路」，当听说他的自行车被偷走后才放心下来。

　　克莱齐奥希望以这种生活方式，来了解中国人「日常的一面」。他非常喜欢老舍的作品，尤其是《四世同堂》，为此他曾专门去北京见过老舍的夫人，参观老舍的故居。他说这不单因为《四世同堂》描写的正是他童年经历过的「二战」，更是因为老舍的小说有「面向所有人」的特点，坦诚地批评欧洲文学精英主义的倾向。

　　饥饿让人了解人性

　　对于莫言与中国文学，克莱齐奥并不陌生。「灰姑娘的故事原型来自中国，牛郎织女的传说影响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意结合时，构成了中国文学特殊的魅力。」而莫言小说中对于饥饿体验的描写，克莱齐奥回忆起四岁时跟随外婆去拣麦穗的经历。他童年时随做军医的父亲在非洲的落后地区生活，常常面对死亡，因而他总是以文字关照人如何面对生存的困境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而这些也正是莫言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东西。在克莱齐奥看来，莫言作品更珍贵的是，当面对这些生存的残酷时，作为作家的莫言能够与小说情节保持一种疏离感，并尽量呈现出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在老舍的笔下也能看到，用这种幽默感对抗生存的残酷，正是文学的力量。」克莱齐奥强调。

　　谈到童年饥饿所激发的文学感受，莫言的体验就更为丰富了。莫言说：「饥饿是小说家非常独特的资源，后来才知道有类似饥饿体验的不仅仅是中国作家。我也遇到过一个日本作家，在二战后挨过饿，这种体验让作家在小说中可以涉及很多关于食物的情节，甚至可以设计出美食对人的考验。」他举例，肖洛霍夫的作品曾描述过一个苏联士兵在饥饿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高贵人性。「人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下，如何保持人的尊严、如何保持体面，这在我们的小说里应该充分予以展示和描写的。」

　　克莱齐奥在作品中曾经描绘过非洲的蚂蚁入侵住宅的景象，这也让莫言回忆起他小时候养过的一只麻雀被蚂蚁吃掉的情景，这些细节让他很震撼。莫言说一个作家最能让人感动的部分，就是当读者看书时能引起心灵的共鸣。这种共同的生活经验会使读者进入到后期的再度创作，会跟自身的生活经验、所了解的生活进行对比、联想，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奇遇。

　　文学不等于现实

　　克莱齐奥此次山东之行，其中一站是去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并拜访莫言的父亲。自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他的家乡高密以及他出生的老宅已经成为很多文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但莫言再次强调，他作品中的那个「高密东北乡」不等于他的故乡高密。

　　莫言透露，不久前电视剧《红高粱》开拍时，主演朱亚文曾很兴奋于「钻高粱地」的情节。但他拍摄这场戏时才发现，原来高粱地没有那么浪漫，浓密的高粱地很闷热、有很多蚊虫，高粱叶子也会划破手臂。莫言说文学的想象和现实完全不同，他的家乡现在基本没有红高粱了，为了拍电视剧才补种了一些，根本没有火红一片的热烈。小说《蛙》里那条波浪滔天的 「胶河」，其实已经快干涸，只剩一条小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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