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近照

　　冯克利：眼观西方 心思故土

　　冯克利先生是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在潜心研究学问的同时，他还翻译了多部在学界和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由他翻译的《乌合之众》、《邓小平时代》等书被认为是译作的代表。冯克利教授还是一位爱书之人，日前，他接受齐鲁晚报采访，与读者分享他的读书心得。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张九龙

　　新译《美国的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借鉴是依法治国

　　齐鲁晚报：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您的沙发上摆着《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这是您最近在看的书吗？

　　冯克利：对，这本书跟我的研究方向有一点关系。中国现在处于政治转型时期，学术界和一部分体制内的官员都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基础，以及其他社会中一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英国是转型最早、最成功的，所以我自然会去关注它。

　　齐鲁晚报：您现在除了读学术方面的书，还在读别的书吗？

　　冯克利：最近我在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给中纪委的出版社翻译一本去年美国刚出版的新书——《美国的腐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书名直译过来是《美国的腐败》(Corruption　in　America)，实际上“腐败”前面应该加一个“反”字，准确理解起来是叫《美国的反腐败》。这本书写的是美国对抗政治腐败的历史与现象，美国人如何看待腐败、定义腐败，以及如何使用议会、行政、最高法院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博弈来处理腐败问题。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经验教训的书，翻译过来后会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齐鲁晚报：请详细介绍一下《美国的腐败》这本书。

　　冯克利：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腐败问题。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立国之父们认为，美国应该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他们之所以不喜欢欧洲的旧体制，其中就涉及腐败问题。就欧洲而言，上层社会相互送礼、卖官鬻爵很正常，因为旧制度中有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权，即使在英国这样比较健全开明的体制下，也有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现象。

　　美国立国的时候，为了争取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派出一些外交使节到欧洲国家去争取援助。当时欧洲外交圈里有种习惯，外国使节如果与国王、大臣关系不错，卸任时欧洲国家会送出一份贵重的礼物，这在欧洲算是正常的外交礼仪，但在美国的立国之父们看来，这些东西并不安全——使节们会不会被旧体制的礼物收买？

　　杰斐逊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法国的路易十五曾送给他一个鼻烟盒，上面画着国王肖像，旁边镶有408颗高纯度钻石。收了这么贵重的礼物后，杰斐逊会不会被法国人收买？如果法国人提出损害美洲殖民地利益的一些要求，他会不会因为这些礼物出卖国家的利益？类似的例子书中举了一些，但当时的制度不健全，对这种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美国当时有个邦联条例规定，这样的礼物可以收下，但必须呈报国会，经国会同意之后才能收下。这相当于必须公开，让别人知道你收下了礼物，以后在外交事务上如果有不检点的行为，就会被人怀疑是因为收礼才做出这种有违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但对不呈报者并无相应的处罚规定。还有，美国建国早期各州因土地买卖造成的腐败案，例如著名的“亚祖丑闻”(Yazoo　Scandal)，都是因为规则不健全导致的严重政治问题。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对于一些只有常识而没有固定规则的东西，人们可能觉得不合理，该用什么方式处理呢？对此美国人做了很多努力，主要在司法方面，通过州法院和最高法院处理一系列腐败案。

　　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导致财富大量增加，有些财富的来源说不清道不明。一些人利用官方背景经商得来的财富不是个小数目。这种人可能不贪污，只靠自己的官方背景经营，但他们却比其他人挣得多。这种事该怎么处理呢？总要找一个渠道或方式。如果不明不白下去，就会导致民怨沸腾，人们会觉得这属于不义之财，对社会制度的不公心生怨恨，对财富产生仇恨。

　　齐鲁晚报：您在翻译《美国的腐败》这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对中国最大的借鉴意义是什么？

　　冯克利：依法治国。尽可能地完善法治环境，给人们提供一个合理合法去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追求自己财富的制度化空间，不能不明不白地获取财产，这样下去对社会制度的长期稳定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阅读建议：学会选择，做好减法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的阅读氛围和之前比，有差距吗？

　　冯克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要求现在的人回到几十年前。从读书方面来讲，现在最大的麻烦不是找不到好东西读，而是如何选择。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智能手机让人每时每刻获得能阅读的东西，在这种时代，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阅读能力，而是放弃的能力。

　　放弃能力决定了你的阅读质量。如果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不特意去培养自己的选择能力，你会被信息搞得毫无方向感。另外，这些年中国的出版业还是很繁荣的，即使只选择读纸质书，排除数字式的阅读，选择能力也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年轻人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选择能力呢？

　　冯克利：现在无论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如果你觉得这篇东西读起来很合你的口味，写得还不错，你可以随手搜一下作者，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关于这位作者的生平简历、成长道路、专注的领域、同行对他的评价。不要看完以后只觉得很好，然后就不管了。通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顺藤摸瓜，可能会找到很多类似的你喜欢读的东西，甚至你可以通过这个人找到一些和他相关的人物写的其他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可以利用的途径，可以拓展阅读面，最重要的是提高阅读质量。

　　齐鲁晚报：您在读书时，对于精读和泛读有什么标准吗？

　　冯克利：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最重要的作品、公认的经典一定要精读，不止要读一遍。中国有句老话叫“开卷有益”。一本好书，一本经典著作，无论你是否看过，看过多少遍，你在任何时候重新打开它，都会给你带来益处。所以我认为要多读经典，精读、细读、反复读。泛读的就是消遣性质的，像我现在经常看散文，把它作为消磨时光的一种娱乐，还有一些涉及自己写东西时需要寻找的资料，要参考很多的书，不可能把每一本都读下来，所以只找相关的看一看就行了。

　　期待国人写出更好的邓小平传记

　　齐鲁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英文原著的？

　　冯克利：那很早了，应该是1976年左右。当时处于“文革”期间，英文书很少，但好在我家人是省图书馆的，所以有机会弄到一些外面一般看不到的书。

　　“文革”之前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些英文读物，还是不少的。有英文原版的，也有简写版的，给初学英语的人看的简写版书目，大部分都是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有《金银岛》、《大卫·科波菲尔》、《格列佛游记》，类似这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些。那时候靠读这些书提高阅读能力，全凭自己的爱好。

　　齐鲁晚报：哪些英文作品特别合您的胃口？

　　冯克利：我不是个文学爱好者，看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和《德伯家的苔丝》这两本书我印象比较深。哈代有自然主义倾向，我对自然主义这一派的作家比较偏爱。他们不给作品注入太多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说起来简单，但一旦进入不同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往往对于道德上的是非善恶并不是很好下结论的事情。

　　更典型的，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作品，你很难判断包法利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她确实具有非常复杂的心态。她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城里，有自己的虚荣心，有自己的爱慕又有自己的真情，她不甘于庸碌无聊的生活，但又找不到方向，被一个贵族欺骗后，最后绝望地自杀了。这个人物说不上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其人物本身有内在的复杂性。

　　齐鲁晚报：简单推荐几本您认为不错的书吧。

　　冯克利：我读的很多书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可能都不熟悉。《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我一定要推荐的书，还有哈耶克的书，梅因的一些法学方面的书，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还有洛克的、霍布斯的，这些都是我们政治学专业里必须要读的书。中纪委今年推荐了一本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其实是王岐山推荐的，也不错。

　　齐鲁晚报：那您翻译的那本《邓小平时代》呢？

　　冯克利：那本书其实算不上一本经典著作，是不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不好说。有一次我和作者傅高义先生在北京搞活动时，我不太客气地说，像邓小平这样的中国领袖，让外国人来写传记，就是应了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实际上这样的书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写，傅高义先生只是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能否青出于蓝，还有待于中国人自己。

　　冯克利推荐阅读书单:

　　《从黎明到衰落》，巴尔赞著，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赫希曼著，冯克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考文著，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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