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姜可瑜老师已经于4月23日魂归道山，伤心之余，思绪不禁飞向十二年前。前几日张春秋先生去世时，我还曾向其弟子说将来姜老师百年后我要把和他的故事写下来。不料想彼时姜老师已经先张先生一步而去。记得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姜老师带我们去张春秋先生家拜年，当时两位先生精神矍铄，音容情境宛在眼前。而今无常之手，已使我与先生们隔世为人。谨以此文，怀念与姜老师十余年的缘分。

　　2003年我就读山东大学中文专业大一，当年秋天经过学校京剧社团的联络，认识了姜老师。那天在文史楼前，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先生站在树下，气度高华，有着知识分子的自持自重。当天姜老师还请来了琴师，但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京胡，我根本无法张嘴。记得在场有一位老先生，唱了一段谭派戏，那时刚刚走出县城，到一个大城市读书，一切都是新鲜的。似乎现在都还能回忆起那个下午文史楼里柔和的阳光。

　　随着时日渐长，跟随姜老师接触到了很多此前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的艺术，记得第一次现场听到用笛子吹奏昆曲《牡丹亭》的“袅晴丝”，那种婉转婀娜的曲调真是绕梁三日。慢慢地开始帮他做一些社团工作，比如送演唱会节目单、打电话联络同学等。有一次和他一起去办一件什么事，我们一起走路过去。路上谈了好多关于时事、关于京剧的话，我说我最近在听李和曾，觉得他比高庆奎高亢之余又多了跌宕起伏，姜老师对此也很赞同。当时他住在山大新校南门的教工宿舍里，有事情时总以内线给我打宿舍电话。有一次同宿舍的同学接到，他问了同学好多生活状况，毕业很久以后这位同学还会经常问我“姜老师怎么样了”。

　　姜老师也会和我们谈他年轻时候的事，他是1933年出生在烟台，母亲是一位青年守寡的小脚妇女。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日寇横行中国之时，他说曾亲眼看到日本人往老百姓吃水的水井里撒尿。所以直到晚年，提起日本人还总是以“小日本”呼之。求学时，他的成绩优异本有机会考到北大，但为了就近照顾母亲，选择了当时文史很强的国立青岛大学（即今山东大学前身）研读古文字专业，并留在山东大学从教。和那个时代的老人一样，姜老师经历了很多次运动，他说五十年代时一次他回烟台去，听说荀慧生大师正在烟台演出疗养，便去拜访，还将自己珍藏的荀慧生灌制的《贵妃醉酒》唱片赠予荀先生。后来荀慧生在文革中惨死，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姜老师仍是唏嘘不禁。

　　文革中的1974年，姜老师被派到河北工作。当时四大须生的奚啸伯正在河北，姜老师冒着风险去拜访了这位“反动权威”，当问及奚认为当时的中青年演员中谁的吐字归韵最讲究时，奚啸伯说了一句“那还是近芳啊（指杜近芳）”。文革后，奚啸伯平反。姜老师作为教育界最后一位见到奚啸伯的人士出席了平反大会。后来杜近芳听到奚啸伯对她的这段评价后，还曾亲自向姜老师询问起。

　　姜老师至晚年，仍保持着一位知识分子的情怀。随着越来越熟悉，我们会面的时候谈得更多的已经不是京剧，而是时事。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传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他和一批老教授一起参与了当时著名的“倒×运动”。后来这位领导果然在多年后受到处分，证明他们所控非虚。因为学校分配教工宿舍的纠纷，他还组织退休教职工们和学校打官司。2012年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山东举办，他给孙毓敏写信，严斥京剧新编剧目评奖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有一次在他家阁楼上闲谈到很晚，他还让我把一些外媒的报道整理发到他的邮箱去。现在想想，一老一小两个书生论政，有几分迂腐也有几分可爱。

　　我从姜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做事的认真，每次组织京剧活动时，他都要给我发十块钱的交通费，说这是规定。每次活动的节目单、京剧协会换届名单，他都要盖上印章，送给我留作纪念。每次活动时的照片，他都会冲洗出来每人发几张。听告诉我噩耗的同学说，姜老师临终前嘱托丧事从简，对于要去看望他的请求也都一一谢绝了，也确是他的性格。

　　人生总是难免遗憾，当年是姜老师用一个下午教给我游泳的，可惜我一直没学会换气，总想着下次再和他学吧，到现在只会一口气憋着游。2013年我去看过他一次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2014年他为了给我介绍对象，打过两次电话。最后一次联系是去年的春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姜老师，祝您松鹤新姿”，他回我“好个松鹤新姿，也祝你事业进步”。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在我成长最关键的十年来和他结下一段忘年交，也是一段缘分。行文至此，难禁悲泪。姜老师，祝您得到永远的安息。

香港文汇报山东（微信版）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