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欧洲学会原会长)：“大历史”之“大”，自然非关细节，而在于规律。黄先生自己解释就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我想略近于司马迁之“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里的“大”，黄氏是根据英文的“macro”，非单纯言其包罗面之宽、之大，而更言其纵贯性之深、之远。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念，自有其深层的现实意义在，即着眼于外界对中国之认识和中国对外界之认识。

　　赵克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大历史观”下的历史研究，黄仁宇有两个重要的方法，成为“大历史”理论不可或缺的中心概念。其一为综合归纳。其二为技术的角度。与中国传统史学善恶褒贬的路径不同，黄仁宇偏好从技术的角度，而不从道德的立场检讨历史。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黄仁宇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王小波(作家)：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赵世瑜(北京大学教授)：这终于使我们明白，黄仁宇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在美国的影响甚微，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症结，在于他过于强烈的“有我”。

　　吴思(作家、学者)：黄仁宇用浓墨重彩描绘了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官僚集团内部的关系、直至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偏偏没有以专门笔墨描绘官吏集团与农民集团的关系。这就好比描绘山大王们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却不讲他们如何剪径绑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样，而那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关系。
(整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景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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