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名外国学者在做关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的报告　摄影记者王晓峰

　　8月23日，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除阐述了各自的研究成果，集中发掘和展示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于历史细微处发现问题，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探索提供了真知灼见。记者窦昊

　　百姓需求“迫使”中国进入全球化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万明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主题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互动》的演讲。万明表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恰恰是发生在十六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这直接的引发了中国和全球的联系，在全球化进程开端的时候，中国通过白银和世界连接起来，而且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在明朝早期，金和银是被禁止用于交换的，也不是合法的货币。当时的法定货币是“宝钞”，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宝钞难以耐久，且明朝政府只发行宝钞而不收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宝钞越来越多，很快便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但是民间大量的交易却需要一种货币来进行，为此，部分民间交易甚至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明朝时没有发现新的产量大的铜矿，因此以铜作为货币的路封死了，人们的视线转向了白银。”万明说。

　　万明在研究中发现，迟至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也就是明朝开国100年后，徽州地区就已经使用白银进行交易结算了。其证据就是发现的400多张土地买卖文书，清一色标注的全是使用白银交易，这也就意味着，白银已经成为民间交易的主要货币。但问题是，当时明朝国内的白银产量不足，而民间交易所需的白银量是巨大的，因此，中国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只能转而从国外进口，这直接导致了日本银矿的开采，并且间接导致了美洲银矿的开采。“日本之前一直是用铜钱当流通货币的，中国市场的需求才导致了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发。而欧洲人一开始到美洲时，白银并不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后来，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巨大白银的需求下，欧洲人才推进了美洲银矿的开发。”万明说。

　　在民间的推动下，明朝流通领域的主币逐渐白银化，明朝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这一形势的不可逆转，于是也默认了白银的货币化，并停止了宝钞的发行。由此，经历过一轮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过程之后，最终使得白银成为了明朝流通领域的主币。为了聚敛白银充实国库，明朝政府的税收也从徭役、实物征收变成了白银征收，完成了从古老的税收国家到现代的税收国家的演变。之后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推进，到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才最终从国家层面确认了白银的地位。“这样的货币化的社会，赋税折银之后，各阶层都有对白银的需求，农民因为要交白银作为赋税，另外还能以白银代替劳役，这样农民跟国家的关系就从服劳役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无疑是朝向近代化国家迈进。”万明说。同时，过去封闭的农村，因为缺少白银，农民在出产了农产品之后不得不用其换作白银缴纳赋税，这样一来，便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市场，并且促进了大量城镇的产生。

　　国家缺银，社会各阶层都需要白银，为了获得白银，连皇帝都开始经营皇铺，贵族们也纷纷开店谋利，这样一来，明朝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就被大幅度削弱了。比如作为驿卒的李自成，因为国家缺银而把他裁撤掉了，回乡之后的李自成又没有土地，于是他被迫揭竿而起。即便他最后打进了北京，但是他的队伍依然缺银子，无法完成一套国家机器的运作，于是他就逼饷，拷打明朝的官僚也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逼他们交出银子。这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农民军的对立面，因此他没法站稳脚跟，只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就失败了。

　　但是由于白银的来源主要是海外，这就使得明朝政府不能够完全垄断货币市场。为此，实际掌控白银的海外贸易或者说私人海外贸易集团就成为了明朝政府的“敌人”。包括所谓的“倭寇”及沿海的海盗问题，其实都是明朝政府在实施海禁之后，私人海外贸易集团的一种反扑。但最终，南明政府招安了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私人海外贸易集团，支撑南明政府半壁江山。

　　再说到张居正的改革，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改革者不同，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其实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在持续起作用，并且让清朝成为了这一改革最大的受惠者。还有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清初在云南发现了铜矿，日本也发现了铜矿——这样清朝就可以依靠铜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清朝的政权才得以稳固。“从明朝开始一直到1935年，中国才废止了白银本位制，这500年间影响中国的不仅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国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万明说。

　　朝贡体系优于西方的外交体系？
　　
　　来自东京大学的川岛真在这次大会的演讲题目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朝贡体系、革命与战争》。川岛真认为，在现代化的外交体系建立之前，清朝对周边国家实行的都是朝贡体系，这与明朝所施行的措施可谓一脉相传。即使在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清朝依旧与朝鲜、越南、泰国等国家维持了朝贡关系。虽然清朝对于这些国家具有绝对的国力优势，但是清朝并没有因此靠武力去占领和掠夺。为此，孙中山在1924年评价朝贡体系时表示，因为朝贡体系的存在，所以清朝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动用武力占领。可见，孙中山对于朝贡体系的评价要比西方国家的外交体系的评价更高。

　　另一种更保守的声音却认为，包括越南、柬埔寨、朝鲜等这些朝贡体系内的专家学者，都应当算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而殖民者占据了这些国家，并切断了其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这是一种“国耻”。这种观点当时就受到了批评。

　　但是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朝贡体系的评价却并不高。川岛真认为，这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都受到了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侵略，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上的朋友，国民政府才一改孙中山对朝贡体系的评价。但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在强调地缘政治概念的同时，又受到了日本观点的影响，因此对于此前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又出现了反复。

　　在国际历史学会委员陶文钊看来，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说要把中国的藩属重新拿回来。他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蒋介石讨论战后的安排时，两人认同朝鲜要在战争之后独立——即便朝鲜是中国最后的一个藩属，而且在甲午战争时袁世凯是朝鲜总督，蒋介石也没说要在二战后管朝鲜。同样的，对于琉球，罗斯福问蒋介石，中国把台湾收复回去那么琉球怎么办。蒋介石说琉球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光复，但琉球是朝贡国，情况就不一样。如果当时蒋介石说要把琉球交给中国管，那是很容易的事，但他区分的很清楚，朝贡国和中国的领土是不一样的。”

　　对此，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也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历史是一门学问，没有国别限制，但是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这就在研究和叙述历史上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日本学者在说中国的朝贡体系及朝贡国时，往往不会提到琉球。因为在1879年时，日本政府强行把琉球国灭了，改名为冲绳县。我们讲‘以史为鉴’其实也是有立场的，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对于历史学家所讲的东西，我们仍然需要分析他背后的意思。”张海鹏说。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朝贡体系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能还需要等待对更多资料的解读。川岛真表示，因为朝贡册封关系往往存在于汉语的中国和另一个语言的族群，而在清朝时，又添加了满文文字，在这里头，就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翻译误差——明明是一方尊一方卑的关系，但有可能翻译的问题使得双方理解出现了分歧，各取所需地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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