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19世纪时代背景下，第一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早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组织”为载体，以夺取政权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积极展开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有力地回应了无产阶级理论自觉与组织化斗争的时代诉求，并对20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动展开和民族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域下，第一国际继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启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序幕之后，以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为其后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以及被压迫民族国家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创新的历史遗产。尽管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以及发展阶段上的“初级性”和实践中的“尝试性”，但无论在组织载体、价值指向、活动内容，还是在思想指导、实践模式以及策略原则等方面，都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深入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和开创价值。

关键词：第一国际　共产主义活动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政党政治

作者王韶兴，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济南　250100）。

作为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形态中的重要政治过程和实践形式，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根源于资本主义旧文明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历史逻辑，发端于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社会发展转型和欧洲工人政治运动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起步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发展于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如果以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为组织准备，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理论准备，以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及其活动为较完整意义上的实践展开的话，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迄今为止已有近170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历经了以第一国际为组织载体在欧洲的整体性推进，第二国际尤其第三国际时期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加速拓展，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国家制度变迁的社会主义历史性跨越，20世纪90年代遭遇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过程，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与国别发展特征。

19世纪时代背景下的第一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早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组织”[2]为载体，围绕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需要，建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开展党内外事务治理，并以其积极成果不断推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斗争的发展。这一政治实践历程，有效地回应了无产阶级理论自觉与组织化斗争的时代诉求，蕴含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源头的尝试性意义，对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发挥着独特的历史基因性作用。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阔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根据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发展，深入探讨第一国际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的源流关系，有助于辩证考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以及当代与未来逻辑贯通等问题，为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时代解释力，以中国的实践智慧破除西方的制度偏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学理基础。

一、政党政治的学术理路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认知

在人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党既是当代波澜壮阔的政治现象，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者。经过300多年发展历程，政党由初时“难以拿到出生证”，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事物，[3]到目前已拓展为160多个国家62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4]深刻地“决定着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态情势和内政外交走向”，[5]是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和政治设施中最具政治能量的组织形式。作为“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6]政党政治以鲜明的制度性质和特有的政治运行方式，跃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要论域。在学术与政治的视界交汇中，政党政治研究成为解剖现代社会运行的政治枢纽。

（一）西方学者的政党认知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

政党起源于西方。随着政党发展及其价值凸显，西方学者对政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形成了诸多政党见解。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指出：“政党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7]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认为，政党是“动员多数参与政治的特殊政治组织形式”。[8]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强调：“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9]《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把政党归结为“由一群人组成的团体，他们通过选举或革命取得政权并行使政权。”[10]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和意大利政治学家毛里齐奥·科塔（Maurizio Cotta）认为，政党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党是具有共同的利益、价值观、理想和纲领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是具有不同抱负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二是政党在不同的领域和背景下开展活动，并且要适应这些领域和背景，[11]等等。西方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或在不同层面努力对政党作出定义，却始终未能就“什么是政党”达成一致看法，[12]但都涉及组织形式、党纲和党的支持者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而利益团体则不具有这三个因素。[13]

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集中代表。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壮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时代及其政党政治的产物。“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5]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6]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17]基于这些思想认识，综合国内学者有关政党的定义，我们认为，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志，具有鲜明的理论基础、政治纲领和行动策略，为参与或掌握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政治组织。

需要指出，政党的本质属性源于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规定性两个方面。内在规定性反映政党所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价值指向、组织体系、运作规范及实践活动，其意义在于标识政党特有的政治性质；外在规定性是指政党的形成、存在并发挥作用特定的政治历史范畴、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其价值在于养成政党性质的发展水平。政党的发育成熟是要件生成和质量提升的漫长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政党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这表明，考察政党的基本性质，要着眼于内在规定性，而把握政党质量的成长水平则有赖于外在规定性。同时，既不能用基于几百年来政党实践形成的整体政党认知，苛求处于萌芽时期的政党，也不能用高度抽象化的政党标准，机械地对应处在特定政治生态和时代诉求中的具象化政党。

（二）政党政治并非资产阶级“政治专利”，也不是政党制度的同义语

与政党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相伴随，西方学者较早地进行了政党政治问题研究。1770年，柏克撰写的《政党（的）政治》（party political）小册子，首次论述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及政党政治的合理性。约从1837年开始，英国《观察家报》开辟了“政党政治”栏目，专门报道政党活动及议会选举。19世纪末，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本国的政党政治，集中体现在研究选举前各个政党的行动、选民对政党的反应以及媒体的影响[18]等问题。随着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至于“政党成为至高无上的”[19]基本事实，促使政党政治的探讨进一步深化。1957年，美国政治学家维内尔（Myron Weiner）在《印度政党政治——多党制的发展》一书中，集中论述了政党自身发展、政党领袖、政党观念，以及政权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的和平转移及其对民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0世纪60年代初，由英国杰出的学术召集人、英国宪法起草者艾弗尔·詹宁斯（Ivor Jennings）主编的《政党政治》（三卷本），对政党政治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学科特性作了系统论述，同时强调政党意识形态可以不断调整，但政治统治是政党政治永恒不变的特征。1995年美国创办的《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季刊（现为双月刊）认为，政党政治的任务是研究政党及政治组织，包括政党的历史发展、结构、政策纲领、意识形态、选举及竞选策略，以及政党在不同国家和国际政治制度中的作用[21]等问题。1999年，英国的《共产主义研究和转型杂志》(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出版了一期“政党政治”特刊，就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政党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主要包括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地区层面、政党纲领、反体制政党、议会政党，以及不同的政党结构对政治的影响等。[22]2006年，美国政治学家卡茨（Richard S. Katz）和克罗蒂（William J. Crotty）主编的《政党政治手册》（The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出版，涉及政党的定义、功能、组织以及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和政党未来诸多内容，是西方学者研究政党政治的新成果。

通观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西方学者基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政党政治实践，对政党政治问题关注的重点和层次是不一样的。然而，政党政治是关于政党自身的政治——政党的历史发展、本质特征、纲领政策、组织体系以及价值功能，关于政党间的政治——政党体制的形成及其变化，关于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政党政治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等问题，构成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框架的共识。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学者也开展了关于政党政治问题的探讨，[23]与西方学者的共识在于政党政治是政党竞争和参与的政治，差异之处是不把政党政治的基本内容——政党自身事务治理纳入政党政治范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关于政党政治的定义，即“政党对立与政权交代之政治形式，谓之政党政治”。[24]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政党政治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沿用了前人的既有说法，且在“观念、思路、研究方法都深受苏联模式和‘左’的思想的影响”，[25]尤其是在政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否定的背景下，政党政治这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所共有的政治现象，也被当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资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政治工具。[26]应该说，这样认识政党政治，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或必然性。毕竟政党政治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学术资源也首先积累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群之中。即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党思想，也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实践，在理论与实践扬弃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发展起来的。近百年来，在中国流行的有关政党政治术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样，中国语境中对政党政治概念的认识，首先要借助于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学术资源，对政党政治问题的理解，也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政党政治实践认知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政治实践形式在最先承载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与后继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对“武器的批判”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很容易基于特定时代特征的学术与政治互动中，形成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这一认知结果。

其实，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政治过程，必有的一种政治实践类型。其核心标志就是政党的产生并成为政治行为的主体。经济制度的性质差异，根本决定了政治行为主体的不同生存方式与制度化需求的历史形态，同时政治行为主体阶级属性的内在差异，必然形成制度属性迥然不同、价值指向不可调和的政党政治形态。然而，政党政治不仅具有鲜明的“社会阶级属性”，形成与国家制度属性相一致，旨在维护既有民主政治成果的职能，而且具有明确的“公共事务属性”，形成与组织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旨在保证既定政治过程有效运转的功能。[27]正是由于“社会阶级属性”与“公共事务属性”的互构与联结，决定了政党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必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主导性作用，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都将极大地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实践进程，并在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廓清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生成与发展的时代前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学者理解政党政治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存在“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互指现象，把分属于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当作同义语使用。[28]事实上，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是政治学中的不同概念，在科学内涵、外延范围、核心内容、功能实现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异，各有各的价值功能和活动领域、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从本质属性看，政党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主导的政治类型，承载的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政党制度则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的总称，反映的是政党政治模式及运行机制。从价值功能来讲，政党政治是政党制度的上位概念，侧重于对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的揭示，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等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政党政治“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政党制度则是政党政治的下位概念，侧重于对政党政治的主体构成及其运行机制即政党政治实现机制的揭示，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方法等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政党政治“怎么做”的问题。从发生时序来看，先有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运行，后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政党政治依托于鲜明的经济制度属性，决定着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内容。

在政党政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中，如果以政党政治指代政党制度，就会遮蔽或忽视政党制度的“工具理性”，难以有效地反映出政党制度是服务于特定性质的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设施特征，以及应因“时”、“空”差异而不同的实践要求；如果以政党制度指代政党政治，就会遮蔽或忽视政党政治的“价值理性”，不但客观上约束了既有民主实践成果的特定政治属性和价值追求的自主表达，也不利于在国际层面更为广泛的政治文明对话中增强自主话语的有效解释力。

（三）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政党政治再认识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认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党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的实践与理论境遇，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学术研究由政党个案、国别政党的论域转向世界层面的政党比较，由政党政治形态的个别研究转向对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探讨，由政党政治的专题性研究转向政党政治学科的整体性思考。因此，中国学术界关于政党政治研究框架的认识出现了新的进展，政党政治定义的“广义说”[29]应运而生。其核心观点认为，政党政治就是政党在整个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政治。这一方面纠正了以往对政党政治只作“社会阶级属性”意义上的理解，另一方面把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概念，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命题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弥补了二者作为同义语“重叠”定义政党政治的不足。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政党政治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然而，考察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实践和历史经验，基于增强政党政治概念的包容性和解释力，是当下政党政治理论反思和现实观察的迫切要求，[30]在秉持“政党影响政治”的基本规定下，认识政党政治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政党政治的起始性、前提性和基础性内容是政党自身事务及其治理。[31]第二，政党政治的理论原点和实践起点是政党的生存权、发展权与发挥作用权，是政党权利诉求引起政党政治。第三，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和中介，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形态和机制；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政党政治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指向。第四，政党政治从内容到形式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完善过程；从历史逻辑和价值目标看，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高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政治形态，具有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性表达的支持要素。

鉴于此，我们认为，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政党为行为主体，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形成的相关事务及其治理。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政党权利，政党政治过程即政党权利的实现过程；政党权利的表现形式是“政党之政”，实现机制是“政党之治”。所谓政党政治就是由“政党之政”和“政党之治”引起的政党实践及其相应政治关系的总称。就基本内容来看，政党政治包括政党自身事务治理——“党内政治”，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事务治理——“党际政治”，政党与国家间的事务治理——“党政政治”，政党与社会间的事务治理——“党社政治”，以及民族国家政党之间的事务治理——“政党交往”或“政党外交”。就基本性质来看，政党政治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两大类别。其中，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存在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主导的政党政治和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政党政治两种类型。同时，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则分为以取得国家政权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和以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两个发展阶段，并相应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两种不同实践形态。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而开展的内外政治活动的总和，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为首要目标的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党政治类型，它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因政治行为主体性质不同，决定了理论基础、目标追求的不同；由产生、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现实基础不同，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形态的不同。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逻辑，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19世纪中期的历史性出场，是当时欧洲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发展的历史合力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矛盾的必然实践选择。第一国际的共产主义活动，以鲜明的价值指向以及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发展，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有力地推进了无产阶级深刻影响各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并为其后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以及被压迫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创新的历史遗产。

二、第一国际的政党属性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探索性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政治灵魂和行动指南，既指导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进程，又随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不断展开而丰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成果，第一国际的诞生既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国际化拓展，又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工人运动高涨所促成的国际团结愿望的增强；其组织形态既呈现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组织类型，又发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52年解散之后、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之前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32]作用；其实践成果既践行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指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在事实上展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反对其压迫者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33]的革命运动形态，因而具有奠基意义和开创性价值。

（一）第一国际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并以“国际联合”和“跨国发展”的实践形态登上政治舞台，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开展提供了新的组织载体和活动空间

政党政治行为主体阶级属性的不同以及价值追求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政党政治类型。关于第一国际的性质，目前存在着是“工会组织”还是“政党组织”的认识分野。有学者认为，第一国际“是欧美各国工人和工人团体的大联合，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先驱，还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也说不上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34]另有学者认为，第一国际“既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社团”，[35]是“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36]是“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战斗的国际联盟”，[37]是“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38]我们认为，认定第一国际的政党属性，应从其生成条件、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章程、价值指向以及组织的实际领导权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第一，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社会矛盾的加剧，促使工人阶级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建立与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历史地分析，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无疑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提供了组织载体，开启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序幕。然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带来的革命曙光，却因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39]随着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欧洲社会的“财富增加”与“贫困加剧”巨大矛盾日益凸显。由于“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40]而工人群众则是健康被损害，生存质量显著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41]“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42]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的加深，促使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并且普遍提出了政治诉求。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的大罢工打破了1848年革命后欧洲工人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并且争得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合作运动；1859年6月，德国柏林的失业者以及其他地方的矿工、冶金工人、制糖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相继罢工，且越来越具有政治性；1862至1864年，法国工人发动了多次罢工，相继建立了青铜工人工会和装订工人工会等地方性和全国性行业工会，迫使波拿巴第二帝国政府于1864年5月4日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列·霞白利法》（Loi Le Châpelier）。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标志着资本主义新危机的开始。这种危机，既有资本主义国体上的合法性危机，也有其政体上的政治参与危机和社会层面上的利益整合危机。而这三种危机往往会直接导致政党的产生。[43]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国际化，造成工人阶级困苦的普遍性及其价值诉求的一致性，促使工人阶级以国际联合的形式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并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历史必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国际化，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国际性也逐渐增强。面对共同的制度化生存困境和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44]并且要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有它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45]1854年，英国宪章派领袖琼斯发起建立了欢迎巴尔贝斯委员会，1855年2月该委员会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吸引了英、法、德、意、西、波等许多国际人士参加。1858年，“国际委员会”扩大为“国际协会”，在德、法、美等国设立支部，并多次举行国际性活动，为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政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准备。1863年7月，英国工人为抗议沙皇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伦敦举行群众大会。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集会，再次讨论声援波兰起义和各国工人联合斗争问题。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组织，并选出临时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当选临时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组织的纲领和章程。10月11日，临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国际工人协会”（1892年恩格斯称为第一国际）成立。

第三，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以及活动准则，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6]以夺取政权作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47]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目标。“有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还不能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要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具备理论方面的基础”，[48]这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第一国际成立之初，内部流派众多，马志尼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派别思想影响国际活动。面对这种复杂状况，“马克思对当时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所处的水平并不抱任何幻想……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性、群众性政党……首先意味着把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各种支流纳入国际的共同航道。”[49]他“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50]马克思起草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明确提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51]认为“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52]强调工人阶级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53]“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54]强调各国工人不能孤军独战，必须要有国际联合和互相支援，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5]

不难看出，第一国际的成立“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温室中的产物”，[56]而“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57]是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58]成为“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59]基于“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60]的功能定位和把夺取政权作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61]“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62]的价值追求，更基于第一国际的实践内容和政治成果的基本事实，可以判定第一国际的组织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性的国际组织。它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国际工人运动层面的历史性展开，提供了新的组织载体，并以理论上的深化发展和实践上的探索，推动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欧美国家的建立，谱写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新的历史篇章。

（二）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组织架构和组织运行的内在要求

“组织是大众进行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63]“政党的命运取决于政党组织”。[64]基于政党组织架构要素的不同及其地位与作用的不同，党内关系模式也不一样。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形式上存在着由不同国家的工人组织和公民个人、不同民族国家的独立政党组成的国际性政党，以及具体民族国家内建立的独立政党等若干情况，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党内关系必然相应地包括政党间的关系、政党成员（个人）与政党组织间的关系，以及政党领袖与政党成员、政党成员之间和政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诸多内容。“政党创造了民主”，[65]“民主性是政党最主要的特性”。[66]就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和“价值指向”来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关系本质上是民主与平等关系。而无产阶级政党是作为政治组织而存在并以夺取政权为政治目标的，所以，“集中”和“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属性”和“价值实现”的重要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第一国际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便具有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形式的历史开创性和奠基性。

第一，第一国际的章程贯穿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虽然第一国际章程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概念，但实际上贯穿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这种民主集中制既非苏联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而是一种“大权集中，小权分散”[67]式的民主集中制。首先，《章程》规定了国际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平等原则，在国际内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68]国际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员都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每个会员都有被选举权。其次，《章程》明确了第一国际的运行规则，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决议，并监督每个国家的分部和支部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各国的中央委员会称为联合委员会，下设区部、支部或小组；任何层级组织都必须遵守协会的纲领、章程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各支部享有根据当地条件充分行动的自由，但是它们的地方章程和条例“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69]总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各级领导机构不设“荣誉职位”，“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名誉会员”[70]等。这样，“国际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把民主同集中因素结合起来”，[71]从“根本上克服了密谋时代某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操纵工人群众组织的现象。”[72]这就在组织架构上保障第一国际与当时其他工人联合组织区别开来。

第二，第一国际的组织生活及其与各国的区部和支部的关系，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第一国际成立时，为“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门外”，[73]马克思起草纲领和章程时采用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74]的方式。但马克思深信：“随着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这种‘形式上的温和’就不再必要，将有可能公开地宣布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任务。”[75]第一国际的章程以及之后通过的系列组织条例及其他文件，在规定每一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享有充分行动自由的同时，强调中央机关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才给予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顺利地为纲领的统一性和共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致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的玩物”。[76]在坚持集体领导制度的前提下，如果某个基层组织内部发生冲突和组织发生分裂时，国际总委员会将按照国际章程提出处理意见，及时采取措施以促进问题的解决。[77]

第三，第一国际领导机构实行集体决策，表决时坚持票决制。马克思认为，国际总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集体讨论制定政策的领导机关，不能容忍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发生和存在。集中集体的智慧是形成各种文件的基础，在表决时坚持一人一票的权力，让大多数人的意志来起决定性的作用。当马克思的见解遭到反对时（即使是错误的反对），马克思也决不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为了避免个人专权，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第一国际于1867年废除了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78]这就在制度设计上排除了某一个领导者利用会议主席身份谋求实现个人意图的可能性，使得第一国际内部“任何独裁都将完结。”[79]

第四，第一国际内部处理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第一国际内部，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使之能够依靠多数人的意愿排除各种机会主义的干扰，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如1866年在召开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后，围绕第一国际的性质、任务以及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宣扬反对政治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等谬论开展激烈的斗争；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至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期间，围绕废除私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者开展的斗争等，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般都是先进行辩论，不做结论，然后对错误言行进行不指名的谴责，再通过相应的决议。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在非原则问题采取灵活策略的思想。正是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又联合又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步占据了领导地位。

第一国际坚持民主，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而实行集中，则不仅由“组织”的一般属性所规定，更是由第一国际的特殊属性所要求。因此，第一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奠定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组织制度基础，创设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规则。

（三）第一国际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践行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诉求

第一国际存在12年，相继召开了9次重大会议、393次总委员会会议，积极支持和领导各国工人争取阶级权益的斗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各国民主运动，并孕育了巴黎公社这一“精神产儿”，[80]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尝试中，使得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组织上不断扩展，理论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推进。

第一，大力开展争取工人阶级权益的政治斗争。为实现夺取政权这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首要目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经常派代表到各国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同工人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各国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为工人阶级制订了关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以及对待所有制问题完整的纲领，包括工人阶级必须将经济斗争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同政治解放不可分割、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政治斗争的一切形式等等。这一时期，英国伦敦的成衣工人、编筐工人罢工，法国的纺织、煤矿工人、铜业工人罢工，瑞士建筑、织布工人罢工，以及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等，都得到了第一国际的有力支持。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国际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的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和把它对资本进行的‘游击战’提高到整个战线的革命战争，即为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的战争的水平。”[81]

第二，积极指导各国工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内容。第一国际本身就是欧洲工人声援波兰民族起义的产物。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国际总委员会在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在积极组织声援波兰人民起义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中，传播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82]强调支持民族民主运动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83]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第一国际极力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还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大力支持北方共和党人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推动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三，反对欧洲列强的侵略战争，把消除战争、赢得和平作为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历史任务。第一国际时期，欧洲战云密布，第一国际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反对战争问题，强调“消除军事统治乃是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条件”。[84]1867年9月，洛桑代表大会通过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决议案。1868年9月，布鲁塞尔大会把战争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号召国际各支部发挥最大积极性制止民族间的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国际巴黎支部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呼吁“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85]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先后起草了两篇宣言，对战争的根源和性质做了深刻分析，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原则，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消灭剥削制度，来实现持久的和平，“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86]

第四，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首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第一国际存在期间促成工人革命政府建立的创举。虽然巴黎公社不是在第一国际直接领导下产生的，但它持续72天的革命活动与第一国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先后召开了14次会议，讨论、研究巴黎革命的局势，作出相应决定。巴黎起义的第三天，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上介绍了有关起义的情况，宣传了巴黎起义的正义性。马克思亲自向国际所属支部写了几百封信，分析了巴黎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意义，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巴黎公社。在第一国际的号召下，各国无产阶级不顾本国统治者的阻挠和镇压，大力声援公社革命，表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国际主义精神。所以，恩格斯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87]第一国际的思想孕育了公社革命，公社革命的实际行动实践了第一国际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原则，践行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追求，成为“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88]

第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第一国际委员们，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国家政权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1）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建立革命武装。（2）“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89]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90]（3）巴黎公社革命的新特点“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91]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92]由于巴黎公社的实践尝试，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境界。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93]鉴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围剿和压制，马克思毅然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的建议，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解散，表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开始进入策略上的重大调整时期，但“绝不意味着‘国际主义的’既定目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消失了；社会主义者不是把1889年建立的国际看作‘第二个’组织，而是完全把它看作1864年开创的事业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继续”，[94]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将在第一国际开创的发展轨道上续写新的历史。

三、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经验与历史遗产

作为19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创造性实践，尽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以及发展阶段上的“初级性”和实践中的“尝试性”，但是无论在组织载体、价值指向、活动内容上，还是思想指导、实践模式以及策略原则等方面，对后继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深入发展，都具有奠基意义和开创价值。

第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产生的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与历史进步永恒主题的必然选择。

迄今为止，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从“神本政治”到“权本政治”、“物本政治”再到“人本政治”的政治发展过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逻辑地引起了新的政治形态保护、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二者相互适应、互为因果，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形态。其中，生产力发展引起的政治转型不能不占首要地位。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是在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等相关因素合力下生成的时代性政治成果。在本质上，它是无产阶级面临资本主义造成的深重生存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否只能通过以资本主义作为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方式这个时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作出正确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积极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化的制度回应。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资本主义统治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政治上深刻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在真实意义上颠覆了资本必然统治世界的逻辑，为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因素。

第二，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致力于无产阶级创造新的思想、组织和运动互动发展的社会政治形态，揭示了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必然性及艰巨性。

从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的“邪恶”[95]的批判，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秘密的系统阐述；从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对“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达成的理论共识，到1875年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从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涉及到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96]到马克思提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97]等，无不标示着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活动都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价值指向。无产阶级饱含深刻时代发展理据的革命运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因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不仅被巴黎公社实践再次体现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98]所证明，也被第一国际解散后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应运而生，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深化发展所证明，还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到处凯歌行进的事实所证明，更被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苏东剧变后仍坚持探索，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奋力开拓所证明。然而，源于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迄今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最终实现，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共同结果。其中，思想革命是前提，政治革命是关键，社会革命是根本。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成果会出现反复，政治革命的成果会被颠覆。作为联结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熟状况，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性进步的顺利与否。

第三，第一国际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的“尝试性”和“初级性”，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提高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的认识水平，增强政治实践的遵循能力。

一方面，第一国际在坚持“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99]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100]第一次将无产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推向巴黎公社革命这一历史新高度；第一次提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01]的党内关系准则；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采取“民主”合法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一次主张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等。对此，苏联著名哲学家阿多拉茨基（В. Адоратский）指出：“第一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工人阶级在它的帮助下完成了从宗派主义到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转变。正是在这个组织里，群众克服了空想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旧习惯，上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课。”[102]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无不标示着第一国际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意义和使命担当。另一方面，由于第一国际这诸多“第一次”，不可避免地存在客观条件的不充分所造成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也有主观条件制约所表现出的政党能力不足和政治活动受历史条件局限表现出的某些“幼稚性”。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这些初始特性，客观上昭示了第一国际实践中“使命担当”与“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状况及其实践成果，既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体制机制有关，更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无产阶级政党的能力建设密切相连。因此，在应然与实然的逻辑汇通中，有序促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育，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水平，切实增强无产阶级政党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的能力，不断完善遵循客观规律的过硬本领，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走向成熟的现实要求。

第四，第一国际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组织载体，它的价值指向、社会基础、组织体制、活动内容及其活动方式，是由其组织自身的性质定位、历史使命及其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决定的。

第一国际从1864年创立到1876年解散的12年间，虽然经历过“求同存异”、“求同立异”和“存同克异”的不同理论整合形式，但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始终没变；第一国际虽然经历了从建立“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103]到在各民族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模式变迁，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没变；第一国际虽然经历了从站在“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前沿，到“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的政党策略变化，但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的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始终没变。这有力地证明，第一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组织形式和实践形态，既内含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本制度的意蕴，也包括着其体制机制的价值。其中，基本制度承载的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鲜明性质，而体制机制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容结构及价值目标的实现理路。自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出现在第一国际时期的历史舞台，时间尺度、空间范围的不同引起政治形态变化，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表达是：（1）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本制度规定的这种政治类型的基本性质和价值取向是不能改变的，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体制机制，则必须根据“时”、“空”的不同而加以改变。（2）有关政党政治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不是在既有体制机制之外单独建立，要依托既有体制机制才能生长起来。（3）无产阶级政党驾驭这一逻辑的全部艺术，主要不在于批判既有体制机制的弊端，而是要善于利用既有体制机制，顺势而为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在新旧体制机制的“统一性”中把矛盾摩擦化解为最小。（4）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制机制的发展完善，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有很多特殊性并因此生成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及其历史经验，既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时”、“空”表达，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制度资源。

第五，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所呈现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蕴含着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承载着具有创始意义的政党政治模式。

    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有着不同的政党政治逻辑，不同的政党政治逻辑导致不同的政党政治结果。从政党政治主体的结构看，第一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从最初的西欧一隅扩展到欧美各国，从以英、法、德三国工人组织为支撑的政党性组织扩展到在欧美18国建立国际支部，呈现着多样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党内关系来看，第一国际成立之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建立了团结合作关系，推动国际的纲领和章程采取了极其包容的态度，“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104]而对于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活动的反对派，则采取公开的斗争，坚决予以打击。从政党关系来看，第一国际既与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有着密切关系，又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在各国工人中间进行了切实的社会主义宣传，为工人向资本实行革命进攻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105]同时，各民族国家政党也自主开展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的”，[106]美国支部、美国联合会和北美联合会坚持从美国工人运动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工会组织，为建立工人政党做准备。

    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一方面深刻揭示，历史基础、文化条件、社会环境以及政治力量的结构状况等政党政治生态的不同，政党政治的发生逻辑及其政治关系（如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及民族国家政党与国际政党组织之关系）的状况也会不同，因而“必然有不同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同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107]其中，政党制度的不同，是不同政党政治模式的关键因素，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108]正是“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109]另一方面则表明，政党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是政党政治模式变革的客观条件，政党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是政党政治模式变革的主观因素。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模式的变革动力和演变走向。一种政党政治模式的优劣，不仅取决于政党政治模式本身，而取决于这种政党政治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政党政治模式的民族（区域）性、时代特性与政治发展现代性的深度融合，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与政党政治模式构建理念的动态对接，构成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六，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性以及由此引起阶级矛盾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决定了第一国际必然以“世界性”的活动形式呈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类型。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10]只要人类社会国际化发展的总趋势不改变，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形态的“世界性”总特征就不会改变。整体考察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演进，可以将其分为以“统”（世界性）为主要形式的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如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为政治主体的政党政治；以“分”（民族性）为主要形式的中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如以具体民族国家共产党为政治主体的政党政治这样两种基本样态。在组织形态的历史变迁上，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经历了第一国际时期的“集群趋同”、第二国际后期的“分化瓦解”、共产国际时期的“高度集中”和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改旗易帜”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全球化时代世界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蕴含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体系之中，“形成了能同时决定两种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共同幅度区’”，[111]这深刻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交集时，既可以实现政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也存在苏东剧变这样重大历史性倒退，导致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受挫的可能。

展望未来，面对任何一种社会的制度化运行，全球化都是具有发展风险的双刃剑，同样也不是资本主义长生不老的生命线。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不仅不会根本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在客观上改善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积累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演进的积极因素。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必须全人类都解放……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12]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性、工人阶级作为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基本力量的国际性及其历史使命实现的国际性，内在地决定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以“国际性”的历史形态兴起，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下，经历若干“国际性”与“民族性”发展相结合的历史实践，进一步以全新意义的“国际性”发展态势，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