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 1937年2月生，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近代翻译文学、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女性文学。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
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郭延礼是无法被后来者绕过的重要学者之一。郭延礼不仅是这一学科的开创者、建构者之一，而且也是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一位著名的探索者。其《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著作相继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这使得郭延礼在学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第一人”。他于１９９６年当选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于近代文学学科贡献颇多。尽管郭延礼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功，而是以此为起点，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未曾被前人涉猎过的“领地”。
早在１９５９年，郭延礼毕业留校任教，在山东大学首开“中国近代文学史”课程。随后，他被派往复旦大学，师从著名学者赵景深进修中国近代文学。他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篇文章被誉为“他在中国近代文学这块处女地上夯下的第一块基石”。１９６５年，郭延礼被下放到山东省高青一中任教。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的初步编写工作。１９８０年，郭延礼进入山东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并再次焕发了学术活力，先后出版了《龚自珍诗选》《秋瑾诗文选》《秋瑾年谱》《秋瑾研究资料》《秋瑾文学论稿》《龚自珍年谱》《中国近代文学新探》等多部著作。其秋瑾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１９９３年，郭延礼集数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这部皇皇巨著共１６０余万字，是第一部倾个人之力完成的多卷本断代文学史专著。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文学开展研究以来所未有，使学人为之惊喜不已。它的出版将引导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完善的科学道路”。１９９４年，郭延礼重返山东大学执教，出版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此书被认为是一部高水平的“拓荒之作”，“堪称翻译文学史写作的范例”。在关注近代翻译文学的同时，郭延礼还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出版了《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文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等论著。
近十多年来，郭延礼致力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他梳理了１９００—１９１９年的中国女性文学，提出了“２０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的文学史概念，这一文学史概念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关注。目前，郭延礼正组织编选《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以拓展和深化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
纵览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
一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料整理方面有开拓之功。对史料的重视是郭延礼治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他认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去看原始资料”。郭延礼早年对龚自珍、秋瑾等人的研究，都是从基本的史料开始的。为了撰写《秋瑾年谱》，他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绍兴、苏州、常熟、北京、天津等多地图书馆查找资料，他还编辑了《秋瑾研究资料》《解读秋瑾》两部资料书，将重要研究文献集中呈现了出来。
其《近代六十家诗选》“以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为主，辅之以诗人小传和诗的笺注，兼擅文献性和读本性之长，被学术界认为是选本的一种创格”。１９９０年代，郭延礼在撰写《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时，同样注重资料的搜集。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资料整理方面，除了日本的樽本照雄曾作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外，在国内，郭延礼则走在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资料整理的前列。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还进行了更正。曾有一位日本学者中村忠行认为，近代翻译家陈鸿璧的名字就像周作人化名为“碧罗女士”一样，是一位男性作家的“假藉”。郭延礼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陈鸿璧应是一位女性。他经过查阅资料终于获得了确凿的证据：陈鸿璧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大汉报》（苏州）主笔，《妇女时报》第５期（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３日出版）有她的画像，题为苏州《大汉报》主笔陈鸿璧女士。
进入新世纪以来，郭延礼的学术研究又开始转向专题史的研究，即女性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正是适应这一专题文学史书写的要求，他又对中国近代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便是规模浩大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
二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书写方面有拓展之功。郭延礼以敏锐的史家眼光意识到，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是极其薄弱的，尤其是缺乏总体性的审视与把握。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主要有复旦大学中文系１９５６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１９６０年）、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１９８７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１９８８年），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出版寥若晨星，其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相提并论，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文学史自身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相匹配。正是基于这种尴尬的现实，郭延礼产生了独立撰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想法。值得赞许的是，在郭延礼的期待视野里，他对中国近代文学有着更为清晰的历史定位：近代文学的八十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也就是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历程。在这种文学史观的指导下，郭延礼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取得了许多突破，这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多卷本断代文学史，共计三卷本１６０余万字，规模体量都是前所未有，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宽广的学术旨趣，并以历史的、美学的、开放的观点和多维视角，将中国近代文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学、西方文学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多重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把握，并且第一次将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体系，打破了以往中国文学史基本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格局，中国近代文学史写作还注重回归历史现场，从史实出发，对具体的近代作家和流派进行价值重估，这表现了他的不跟风、不盲从的独立的史家意识。
三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方面有深掘之功。如果说文学史的书写重在宏观的历史描述，那么，专题研究则重在具体而微的历史发掘。这恰好显示了一个学者在文本细读和作家解读方面的艺术素养和理论功力。从学术的发展史来看，兼具这两大特长的学者并不多见。有些学者，擅长文学史的宏观审视和宏观描述与书写，他们往往从一本文学史到另一本文学史，在文学史书写实践上不断精进；有些学者，则擅长文学史中的具体作家作品的精读细研，他们犹如手持一把手术刀，总是面对具体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在条分缕析中穷尽对象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而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则打通了宏观与微观的动脉，跨越了横亘在二者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其研究既可以翱翔于中国近代文学的高空，从容地俯瞰文学史山脉的走向，又可以驻守于中国近代作家作品的领地，坚韧地勘探作家作品的底蕴，由此使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实践上看，郭延礼注重返回作家作品所荡漾的文学河流中，这就为杂乱无序的作家作品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位置，从而把中国近代作家作品放到了一个相对自成一体、自有秩序的有机体中，每一个作家、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便由此找寻到了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所应该占有的位置，从而使无序的历史在其文学史观的烛照下得到了有序的呈现。
郭延礼的研究从最初对某一个作家的关注延伸到作家群体，更进一步拓展到文学史的书写，这种学术研究理路展现了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开放、开阔、开通的学术视野。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资料入手，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写，再到作家作品的解读，正是一个历史精进的过程。他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可以看作是他继《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之后又一部拓荒之作。这部专著第一次清晰地呈现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成就和图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亦可以视为其专题史研究再次深化的一个表征。遵循着“论从史出”的文学史书写原则，郭延礼把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奠基于史料的广泛搜集与整理上，这就是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可以期许的是，在如此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他不仅将弥补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限，而且还将提升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水平。
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后记中这样写道：“尽管困难重重，但逆水行舟的决心没有变。”正是凭着这种咬定青山的韧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郭延礼攻克了重重困难，写出了一部部成绩斐然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著；我们坚信，年近八旬依然视学术为生命的郭延礼，仍然可以攻克重重困难，写出一部成绩斐然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