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史哲》1962年第1期,封面上的“文史”两字是从鲁迅手稿中挑选并放大。右:《文史哲》编委会在工作

　　 □张九龙
　　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山东大学考察工作,走进了《文史哲》杂志编辑部。李克强翻看了纸张已经泛黄的《文史哲》创刊号,了解了《文史哲》的各方面情况,希望《文史哲》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六十多年来,《文史哲》走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家,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独占“三朵金花”　　　　　名家竞相争鸣
　　《文史哲》是一份应时而生的学术刊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刊物寥寥无几。当时的山东大学已经以文史见长,在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等人的倡议下,尽快创办人文学术刊物成为文学系、历史系教师的共识,也得到了校长华岗的支持。《文史哲》的办刊宗旨是“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但是又不限于此。华岗想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学术范式。
　　这种突破率先从《文史哲》创刊后的史学大讨论开始。1951年7月,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古史分期问题,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以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共有五次,分别是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汉民族的形成,被称为“五朵金花”,其中前三次均由《文史哲》领衔发起。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史哲》几乎成了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的最高学术殿堂,发表了一大批名家名篇、经典力作,影响着学术走向。《文史哲》上刊发的这些论文,奠定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也成就了杨向奎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的学术地位,实现了对知识分子传统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化改造。正如季羡林后来曾盛赞《文史哲》:“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龙门之感。”
维护学术尊严
走出美学大师
　　据《文史哲》首名专职编辑葛懋春回忆,一次他和杨向奎去华岗家汇报工作,华岗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
　　一批学术新秀由此登台亮相,比较典型的当数李泽厚。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哲学家,李泽厚以美学闻名,而他的学术起点正是《文史哲》。1955年2月号《文史哲》上,刊发了一篇《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文章认为《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进步的,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是李泽厚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时他才25岁,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不久,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在学术界默默无闻。文章发表后,有国外学者给他来信,以为他是著名的教授,却没想到他竟这么年轻。“上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去,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因为估计在《文史哲》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李泽厚回忆。
　　而在著名学者庞朴眼里,《文史哲》守原则、有风骨,让他终生难忘。庞朴主要研究领域是儒家思想,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曲阜。接受改造之余,庞朴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坚守学术。1974年1月的《文史哲》上刊发了庞朴的《孔府地租剥削内幕》一文。这篇文章在庞朴一生学术成果中微不足道,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2001年5月,庞朴应邀参加山东大学纪念《文史哲》创刊50周年庆祝活动,他在会上说:“当时我的‘政治状况’很不好,这个情况《文史哲》当然知道,别的地方也知道,因此我的有些文章在别的地方不能发表,而就是在1974年那样的时候,我的一篇学术文章居然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过后,吴富恒校长还跟我说:你不错,好好写。当时我非常感动,且不说别的地方能否发表文章,就连我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文史哲》居然发表了我的文章。”
鼓励向权威挑战
掀起“红学”波澜
　　《文史哲》真正走向鼎盛,是因为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1954年,《文史哲》刊发了两人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李希凡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时大学刚毕业,才26岁,而蓝翎则是一名只有23岁的中学教师。
　　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俞平伯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研究《红楼梦》的权威。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对俞平伯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但发表过程并不顺畅。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随后,他们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终于获得了支持,《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作品。
　　借着《文史哲》的影响力,李、蓝的文章迅速传播,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在毛泽东看来,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专门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赞扬了李、蓝“两个小人物”。这封信还掀起了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在1954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的中国学术文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波澜。
　　事实上,早在1952年,《文史哲》就陆续发表了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等文章,从1952年至1954年,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6篇之多。现在看起来,李、蓝那篇文章不过是《文史哲》敢为天下先、勇于挑战权威的众多文章之一。
　　从此,《文史哲》名声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至1956年,被作为国家代表图书,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人文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