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我对杨向奎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总是出人意料。见闻中杨先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想不到的。

青岛解放初期,学校里的政治空气非常高涨,人们都显得风风火火,而杨先生却总是那么神态安详、步履从容。记得他的衣着也很讲究,经常西服革履,呢子大衣,似乎从来没穿过干部服。他开的课主要是中国上古史,多次在走廊听到他从课堂里传出的高亢清朗的声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哎——”因此,我认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究,不但和革命干部不沾边,和“进步教授”也相距甚远。不料,在1950年就听说杨先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那大概是山大在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这让我大感意外,于是去打听杨先生的光荣革命历程,原来他早就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了。

我没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在我这个少年郎的心目中,总把他想象成一位在家里道貌岸然地管教子女的家长。可是有一天忽然听说:杨先生结婚了,新婚的师母是一位中学教师。这也让我大感意外。接着听说杨先生曾经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经历,后来解除了婚约；又隐隐听说他曾和一位活跃的女大学生闹过一段曲折的罗曼史,最终双方友好地分手。此中曲折更是我这个农家孩子无法想象的。

大概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孙昌熙先生教我们写作实习,几周以后,同学们不满意他的讲课,要求撤换老师。有一天,杨先生以文史系系主任的身份和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他让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出了不满的地方,又问我们希望老师怎样教课,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只是笼统地说:希望老师能够讲出东西来,能够对我们的写作确实有帮助。他又问我们希望换哪位老师来教,我们也提不出来。杨先生说:你们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系里一定转告孙先生,你们也可以直接给孙先生提,我相信孙先生有能力教好这门课。接着他拿出一些事先准备的材料给我们看,都是孙先生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小说和论文。他说:孙昌熙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抗战后并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赏,毕业后就留校做朱自清的助教。这样有创作经验的老师教你们写作实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孙先生不愿吹嘘“当年勇”,不是正说明他的谦虚吗?最后杨先生说:人都有缺点,每个老师的教学也难免有缺点,学生应当帮助老师改正缺点、提高教学,这才符合党的要求,是不是?哪能动不动就要求撤换老师呢?杨先生始终和颜悦色,让我们口服心服,深受教育,为自己的幼稚、轻率感到惭愧。我们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杨先生循循善诱的水平这么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杨先生为这次谈话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也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此后,孙昌熙先生的讲课果然渐入佳境,他和同学们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一别数十年。1988年6月3日,听说杨先生回到山大小住,很想和一些“老学生”聚谈,我随朱其凯学长一同奔赴山大的指定会场。会场是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在座的都是校友。78岁高龄的杨先生显得健旺硬朗、慈祥愉悦,他兴之所至地向学子们倾吐肺腑之言,使会场洋溢着亲人之间久别重逢般的温馨又亲切的气氛。

杨先生是诚朴谦逊的,他说:“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杨先生又是非常自负甚至近乎狂妄的,他说:“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不然我何必写呢?”“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许若干年后,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他还得意地说:“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这不是瞎吹。有一年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主持人对我的介绍,第一是京剧评论家,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第三是物理学家,第四才是历史学家”。年近八十高龄的杨先生竟像小孩子那样真诚坦率、毫不掩饰地把谦逊和自负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这又一次让我感到大出意料,惊诧莫名。(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